回想當年學潮，劉先生告訴記者：「那時我已經參加工作了，是工人，為了聲援學潮，工廠幾乎沒人去上班了，但工廠也都算我們出勤。我家住離天安門廣場也就是十多分鐘的路程。從學生剛到達天安門廣場的時候我就開始去聲援，算是第一波去聲援的，後來學生越來越多，全國各地的都來了。廣場都滿了。我跟街坊鄰居天天去給學生送吃的，稀粥、饅頭、雞蛋、水什麼的，就跟電影裡支援前線一樣。熱情真是高漲。
「六月二號我跟著街坊還去阻軍車，因為那時侯我們聽說很多軍人都往北京集結，在很多郊區的路上就被北京市民給攔截住，不讓他們進城殺害學生。很多軍車被阻截，有的軍車上的槍都給搶了。聽說那個時候監獄裡是只放人，不抓人，罪犯都不犯罪了，那些個刑事犯都罷搶、罷偷了，別看好像社會上亂哄哄的，可是當時沒有犯罪的，交通警察也『下崗』了，可是沒有交通事故，北京治安反到變好了。人民對專制獨裁的憤恨、共產黨的腐敗使人民真是萬眾一心。
「六三當夜我就在廣場，記得那天晚上八九點鐘了，我要出去，我們家人都不讓我出去，父母攔著不讓我去，都給我下跪，說是政府軍隊都到了，北京都戒嚴了，出去太危險了。父母都跟我急了。我沒聽他們的，就出門了。我到了廣場走到旗桿下面，當時廣場上學生還有幾千人吧，不少人呢。六四凌晨兩點來鐘，軍人端著槍趕過來了，來了就朝我們這裡噠噠噠的一陣掃射， 當時有很多學生倒下了。我聽到槍聲當時就趴在地上，我的前面正好有一個垃圾桶，我就躲在垃圾桶後面。沒敢站起來。我看到有的學生還站起來喊口號，好像他們不相信解放軍會開槍，結果一梭子子彈就打來，喊口號的學生倒地不起。我一看共產黨動真格的了，死人了，就連滾帶爬的往歷史博物館方向逃，爬出廣場，爬的時候我看到很多人躺在地下，然後我從歷史博物館邊上的一個小胡同逃回家，褲子上、身上都是鮮血！當時軍人正在從人民大會堂和歷史博物館方向一起合圍，要包圍天安門廣場。已經有軍人和坦克車在往廣場上開來。我算是命大的，也算是跑的快的。76年我小時候經歷過四五天安門運動。還算是比較有經驗的。當夜我們聽到槍聲不斷，我的很多街坊和鄰居都是目擊證人。目睹了殺人的過程。
「當天夜裡協和醫院、同仁醫院的死屍都在院子裡成落的落在地上。
「後來平暴的時候，一些鄰居還有同學被當暴徒給抓走了。其中有一個同學進秦城監獄沒幾天被活活折磨死，據他的家人說，他的屍體上前胸後背上都被燙上了『暴徒』等字樣，渾身上下都是被煙頭還是什麼東西燙的傷疤。」
記者：「為什麼致他於死地？」
劉：「當時北京有一個軍人死了，被人開膛破腹，政府說是他幹的，說他是暴徒。就把他給抓起來了。學潮的時候有一個很有名氣的自發組織叫飛虎隊，他就是飛虎隊的，那時候家裡有摩託的人家還不多，可學潮的時候，飛虎隊一出來能圍住半個三環路。他們到處傳播消息，接應人。後來被政府給鎮壓了。」
關於中共向全世界宣布天安門廣場沒放一槍，沒死一個人，另一張姓北京市民是這樣解讀這句話的。她說：「是，沒開一槍，因為當時是槍林彈雨，紀念碑、大會堂都有槍眼。沒死一個人，是因為當時血流成河，無數學生市民被屠殺。我親戚的腿就是那個時候被解放軍的子彈打折的。痛苦16年了。到日子口就被看著，沒有自由。」
北京一王姓市民在六四時被解放軍的子彈射殺，造成終身殘疾。他憤恨的告訴記者：「為什麼在2003年聯合國人權組織要頒獎給鄧扑芳？中國的電視臺曾經大加宣傳。這件事情對我們而言不僅是精神上的傷害，同時西方的做法，也是在我們這些六四傷殘人身上撒鹽。我認為很多西方國家政治無信譽，共產黨的經濟利益可以使他們不斷的改變立場。
「前兩年有一個北京宣武區的一個盲人因房子被政府強遷問題得不到解決在中殘聯機關大樓裡自焚了，有人知道嗎？而鄧扑芳被評上什麼人權獎全中國都知道。他成了民主代言人，成了典範了。如果中國政府對殘疾人有一丁點兒的關心，那麼他怎麼會到中殘聯中心大樓去自焚呢？我們這些六四傷殘人會受到如此待遇嗎？
「這些年我保持沉默，也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我覺得現在的中國人跟魯迅筆下的「人血饅頭」時代沒有什麼兩樣。只不過現在的人穿的是名牌服裝。他們為了既得利益已經沒有靈魂了。我覺得現在的中國的老百姓不是因為善良而老實而是因為愚昧而老實。
「我受傷後這些年過的很不順利。因為有六四背景出國也出不了，上邊不同意。方政所經歷的事情，我也曾經歷過。就是我說出來有能怎樣呢？還不是加深對我的迫害。我太瞭解他們了。
「或許有一天我會講出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