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四月的一天，山東堂邑縣一位59歲的老人去世，堂邑、館陶、臨清三縣官紳全體執紼送殯，各縣上萬鄉民自動參加葬禮，行列絡繹數里。
這位老人叫武訓。在中國歷史上，以乞丐身份載入正史的，大概武訓先生是第一人了。武訓本沒有大名，因在同輩兄弟中行七，所以一直被叫做武七。武七三歲喪父、七歲喪母，自小行乞為生。目不識丁的武七，卻在心底一直編織著一個不可思議的夢想：他要集資興辦義學，讓貧寒的孩子們都能讀書！
自21歲起，武七到各地去行乞集資。他找機會為人家做工，同時有空就出門乞討。每次討得較好的衣食，他就設法賣掉換錢。而自己則衣衫襤褸，每日僅以兩個粗饃維持生存。他有時還像個江湖雜耍藝人一樣表演錐刺身、刀破頭、扛大鼎等節目，甚至吃毛蟲蛇蠍、吞石頭瓦礫，以換取賞錢。乞討所得的錢積攢到一定數目，他就寄存於大戶人家，以謀得一些利息。逐漸的武七也能夠典買些田地，備作學田。而他自己則仍然「且佣且乞」，在白眼和鄙夷中，他的足跡遍及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地。
三十年後，在光緒十四年（1888），武七花錢4000餘吊，在堂邑縣柳林鎮東門外建起第一所義學，取名「崇賢義塾」。學校建成後他親自跪請有學問的進士、舉人任教，跪求貧寒人家送子弟上學，當年招生50餘人，不取分文。武七自己不識字，但他對老師的敬重幾乎超過了神。每次置宴招待老師，他都侍立門外，專候磕頭進菜，等老師吃完自己才吃些殘羹剩飯。平時，他常來義塾探視，對勤於教課的老師，他叩跪感謝；對一時懶惰的老師，他下跪以求警覺。對貪玩、不認真學習的學生，他下跪哭勸。如此，義塾師生，無不用心教學和學習，學有所成者日眾。
此後武七得到寺院、官紳相助，在館陶縣楊二莊和臨清縣御史巷興辦了第二所和第三所義學。武七的義舉很快傳遍鄉里，並傳到朝廷官員耳中，清廷嘉獎並賜名為訓。光緒二十二年（1896）4月，武訓病重。23日，武訓在臨清縣御史巷義塾邊，聽著眾學童朗朗讀書聲含笑離世。
*《武訓傳》遭遇黨文化
自清末、民國，直至1950年前後，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窮國，並因連年戰爭造成眾多人口缺乏教育的情況下，普及教育自然被認為是關乎民族興衰的大事。因而武訓無私興學的精神在民間、官方都備受推崇，當地百姓甚至尊稱他為「武聖人」。
1950 年12月，電影《武訓傳》公映。電影在全國上下，尤其是在知識份子中幾乎好評如潮。然而誰也沒想到，一股暗流也在湧動。1951年5月20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社論批判武訓「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 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誣蔑農民革命鬥爭，誣蔑中國歷史……」社論雖然不長，可殺氣騰騰，字字見血，從此拉開了中共建政後第一場所謂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的序幕。
發動政治運動，自然黨員首先帶頭。同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短評《共產黨員應該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緊接著，一些善於維護「毛澤東思想」的文人，如周揚、何其芳等，紛紛出面寫批判文章。全國自上而下，從中央到地方，文教、歷史研究部門以及各界名流都被組織起來召開各種批判會，並紛紛表態。據統計，從5月份的《人民日報》社論開始到8月底的三個月間，全國各類主要報刊上以個人署名的批判類文章就多達800 余篇。
也許僅僅靠煽動和政治威脅還不足以讓部分堅持良知的知識份子完成「思想改造」，另一個「鬥爭手段」－－欺騙開始粉墨登場了。開展大批判的同時，以江青為首的16人調查組經過數月「調查」，寫出了一篇《武訓歷史調查記》，其結論是：武訓是一個以興學為手段，被當時的反動政府賦予特權，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大地主。表面看來，《調查記》開列了一百六十餘位被訪人的名單，徵引了大量史料，似乎言之有據。許多原本尊敬武訓的國人因此真的相信了《調查記》的結論。
然而《調查記》所採用的手段，卻是後來在歷次政治鬥爭中慣用的「先定結論後找證據」。當時堂邑縣長說不能否定武聖人，縣委書記只得拉他的衣襟示意。一位七十多歲的清朝籐甲兵讚揚武訓，村幹部告訴他不要再講武訓的好話後，調查組再去訪問他時，他就以耳聾，聽不懂話為由，什麼也不講了。據當年參與調查者35年後的披露，「被調查人在預先不知道調查團的目的情況下，對武訓的作為都大加讚揚，說他是好人，是聖人。」（《趙國璧同志談當年調查武訓其人其事的一些情況》）
這次以及隨後的政治運動，的確使得中國人徹底「改造了思想」，中華民族幾千年傳統文化中的「仁義禮智信」，人性中自然的善惡觀，短短几十年中已被徹底顛覆。武訓雖未讀書，但其一生的行為卻恰恰是傳統文化中儒家「仁者愛人」的具體體現。然而在黨文化中，衡量好壞善惡只有一個標準，就是看其是否符合「黨的主旋律」。《武訓傳》大批判的時代，「主旋律」是「階級鬥爭」，講的是「暴力革命」、「階級仇恨」，「仁愛」自然成了黨文化的截然對立面。一生行乞的武訓也許想不到，如果當年他把乞討得來的錢吃喝嫖賭揮霍殆盡，然後再去富貴之家劫掠，那麼他在後來黨文化主導的歷史中，或許反而會成為被正面謳歌的「反封建」形象。
在這次《武訓傳》大批判中所運用的手段，此後被大量運用於各種運動中。57年反右、十年文革，無不如此。所不同的僅僅是，由於武訓其人早已亡故，無法直接將肉體迫害加諸其身。不過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武訓的墳墓到底還是被不甘心的造反學生們掘開，屍骨被焚燒，塑像、匾額、祠堂被毀。幾十年一輪又一輪的政治運動所強加於人們頭腦中的黨文化，早已麻木了中國人的靈魂。在高於一切的「主旋律」的光環下，一切罪惡似乎都找到了合理的根據。父子相殘、夫妻反目，是為了劃清階級立場；親友互相告發揭秘，成了「大義滅親」。掘墳毀祠這種傳統道德中被視為絕對下作的行為，也成了「愛憎分明」的表現。
*濁世清流
武訓先生去世近 100年後，1993年5月，就在武訓當年興辦義學堂的山東臨清，由臨清市人體科研會在臨清黨校禮堂主辦了一期氣功學習班。和當時許多其他氣功師一場帶功報告動輒收門票幾十元乃至上百元相比，市人體科研會這次請來辦班的氣功師不但生活儉樸、收費也極其低廉──為期10天的學習班每人收費不到 50元（每人每天收5元），市人體科研會從中提留50%後，所剩無多。學習班有500人參加，學員們參加完學習班後也就默默地回到社會中去了。然而不久，功法就在人群中迅速傳開了。臨清市針織廠有個學員學功之後還教其他職工煉，結果卻改變了整個廠。過去職工經常把廠裡的毛巾往家拿。學功以後他卻把以前拿回家的又拿回廠了。其他職工一看，誰也不再往家拿了，還有人把以前拿的都送回廠。人人都在驚嘆這功法改變人心的巨大作用。
漸漸的，越來越多的人知道這門功法叫法輪功，修煉的根本原則是「真、善、忍」。由於法輪功祛病健身的顯著效果和對人們心靈的淨化和對社會道德回升的奇效，法輪功在社會上廣受歡迎。《中國經濟時報》1998年7月10日刊載《我站起來了》一文，就介紹了一個叫謝秀芬的農村婦女，曾被301醫院診斷為脊椎損傷半截癱，臥床16 年，修煉法輪功後恢復行走。《大連日報》1997年3月17日登了一篇文章《無名老者默默奉獻》，報導一位名叫盛禮劍的古稀老人，利用一年時間，默默為村民修了4條路，全長約1100米，當人問他是哪個單位、給多少錢時，老人說：「我是學法輪功的，為大夥兒做點好事不要錢」。在1998年 2月上海電視臺的一次新聞報導中披露，此時法輪功海內外學員人數已達1億。
*颶風驟起於青萍*
很快，這個對國家社會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功法，令最高當權者「不放心」了。據說50多年前那場對知識份子毫沒由來的第一次運動，主要起因於「黨」對於當時的自由知識份子政治上的不放心。一想到建政之後，黨外仍然存在著一批曾致力於在國統區揭露國民黨腐敗的自由知識份子，而他們所一貫宣揚的理念卻是與「無產階級專政」黨文化截然不合的自由、民主、人權，黨的最高領導人畢竟寢食難安，而武訓精神所體現的傳統文化又恰恰和黨的鬥爭文化格格不入，於是武訓便成了替罪羊，被用來統一知識份子的思想。其實這50年來，「黨」又何曾放心過任何一種自由思想！
任何人、任何思想如果在社會上贏得了民心，那就面臨兩條路：要麼同化為「黨」的一分子；要麼被宣布為「黨的敵人」。前一種情況的典型例子可以從中國前奧運名將黃曉敏「火線入黨」過程中看出來。黃曉敏在2004年12月12日的《退黨聲明》中寫道：
「我在1988年漢城奧運會上奪得女子200米蛙泳銀牌，實現了中國隊在奧運游泳項目中獎牌零的突破。回國後，組織上讓我『火線入黨』，實際上，做為一名運動員，我當時只知道訓練和比賽，對共產黨是什麼我一概不知道，也不關心這個，也不想入什麼黨……在他們看來，我的這些成績應該歸功於共產黨，應該是共產黨培養的結果。」
如果不可能同化的，那就宣布為「敵人」。即使孔子與其開創的儒家傳統文化也未能逃脫此厄運。很顯然，講究「天命論」、講究「忠恕」、「仁義」，並影響中國兩千年，深入民族靈魂的儒家文化，無論如何是無法同化到格格不入的黨文化中的。上世紀70年代，以「梁效為筆名的政治打手寫作班子就在《紅旗》雜誌上發表《孔丘其人》，把孔子描繪成「開歷史倒車的復辟狂」、「虛偽狡詐的政治騙子」，一系列醜化孔子的漫畫、歌曲接連出世，轟轟烈烈的大批判便開始了。
源自中華傳統修煉文化的法輪功，以真善忍為根本修煉原則，顯然也是與「戰天、斗地、整人」的黨文化格格不入的。就在最高當權者開始擔心法輪功「與黨爭奪群眾」的同時，一些政治嗅覺敏銳的投機者，已經開始為這場即將到來的政治風暴做鋪墊了。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由《紅旗》雜誌推薦為中科院院士的何祚庥。據1998年《人民日報》一篇題為「『兩棲學者』─何祚庥」的報導，何早年工作於中宣部，親歷了批《武訓傳》、批《紅樓夢》，批胡風等政治運動，並「參與了彭真領導的對梁思成教授『復古主義』建築思想的批判。何祚庥認為，這些討論和批判雖然都深刻地打上了那個時代的烙印，但卻使他逐漸領會到什麼是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值得一提的是，何祚庥等對著名建築大師梁思成的批鬥，此時早已被視為典型的以政治強行介入學術之爭的思想迫害。何某也許早已淡忘，一代大師梁思成正是在批鬥中氣憤抑鬱而死。然而何某此時似乎仍津津樂道於從批鬥中領會到的所謂「立場、觀點和方法。」實際上，在「黨」需要的時候，「兩棲學者」也可變為「三棲」、「四棲學者」。就在人民日報此文發表前後，熟諳政治風向的何很快就寫出一些針對法輪功或特異功能的批判文章。這其中包括在天津教育學院一家雜誌刊載的文章，以不實之詞指責法輪功，並暗喻法輪功將亡黨亡國，此文引發了天津市無理關押毆打去編輯部澄清事實的法輪功學員，並最終導致1999年4月25日萬人上訪。這時的何某搖身一變，早已從「建築學家」變為對我國傳統文化──氣功修煉深有研究的「科學家」了。
除此之外，1999年6月武漢電視臺臺長趙致真帶領一班人馬趕赴長春，針對法輪功創始人李先生拍攝了一部片子，即所謂《李洪志其人其事》一片。和當年寫《武訓歷史調查記》不同之處是，這一次像清代籐甲兵那樣遇到壓力就緘口不言的是少數，全國各地有無數法輪功學員主動前去電視臺拜訪，陳述自己修煉後身心受益的實情。不過趙某顯然有意無意的把他們遺忘在鏡頭之外了。和《武訓歷史調查記》相似的是，趙致真們這番舉動也可被理解為選擇性的排除不符合結論的事實──因為結論早已存在於調查之先。
批判《武訓傳》的運動能推廣到全國各地，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極具欺騙性的所謂 「調查記」。此文在《人民日報》上分日連載，並被印發至全國機關單位、學校、部隊，組織討論學習，把思想大批判推向高潮。和1951年不同的是，1999 年的中國政府擁有世界上數量最龐大的軍隊、武警、公安、勞教監獄系統，以及上百家電視臺，2000多種報紙、雜誌、廣播等宣傳機構。這些宣傳機器此時全力開動，為鎮壓法輪功鳴鑼開道。在1999年7月對法輪功的大規模鎮壓開始後，在短短的半年之間，中共媒體在海內外對法輪功的誣蔑報導和批判文章，竟然高達 30餘萬篇次，目地只有一個：請你仇恨法輪功！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企業、軍隊系統，人人表態過關。中央電視臺根據趙致真們提供的所謂「其人其事」電視片，製作了對法輪功創始人李先生進行人身攻擊的同名電視片。此片不但在全國廣泛播出，而且在隨後的所謂「轉化班」中反覆播放，作為對「思想轉化」的主要洗腦武器之一。這部所謂「其人其事」電視片的政治功用絕不亞於批武訓中的《調查記》和批孔子中的《孔丘其人》。
在強大的宣傳攻勢下，轉眼之間，在許多國人眼中，中華數千年修煉文化的核心「真、善、忍」竟成了「欺世斂財」的代名詞。一位網友曾講述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她數次從SOHU（搜狐）、SINA（新浪）上發送的求職信都莫名其妙的被伺服器退回，她百思不得其解，她的一位朋友是法輪大法弟子，看了她的求職信後，將其中一句話：「具有真誠、善良、堅忍的品德」刪除後，電子郵件才得以「順利」發出。
世界上大多數正統宗教幾乎都有戒律，比如佛教最基本的有五戒，即戒殺、盜、淫、妄語、飲酒；聖經中有「摩西十戒」。戒的目的是通過強制的辦法使人遠離惡趣，逐漸的使人道德升華。然而黨文化中也有戒忌，其作用卻和一切正教截然相反：中國的網民們都知道大多數聊天室、電子信箱都有過濾禁忌詞。最普遍的比如「真像」、「民主」、「人權」。當一個民族被強制禁戒「真像」、「人權」，甚至「真善忍」的時候，那麼這個民族的未來將走向何方？其實每個人睜開眼看一看不難明白，從上世紀末的「假煙、假酒」到今天的「毒米、毒瓜子、毒奶粉」、 「二奶村」，並且這個趨勢絲毫沒有遏制跡象。難怪《九評共產黨》第八評的標題是《評中國共產黨的邪教本質》。
*良知和道義：主旋律中的「不和諧音」*
遼寧凌源市烏蘭白鄉一個法輪功學員乘公共汽車進城，她發現一位老大娘沒座位站在自己身邊，就招呼老大娘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就在老大娘表示感激的時候，法輪功學員輕聲告訴她：「不用謝，我是煉法輪功的，我師父教我們處處做好人，這是我應該做的。」然而就因為這件小事，被她後座的一個鄉里專門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痞子看到了，他回去後查出此法輪功學員的姓名住址，在十六大前夕帶人去抓捕這位學員。該法輪功學員乘機走脫，派出所封鎖了山道和交通要道，同時到其親屬家搜捕，又雇佣其鄰居監視其家，一經發現立即報告。直到現在這位法輪功學員一直漂泊在外。
在這一次運動中，「黨的主旋律」是確保黨的領導地位的穩定，即所謂「穩定壓倒一切」。在衡量一切善惡的標準的「穩定壓倒一切」的幌子下，殘酷打壓毫無政治目的，教人向善並為具有卓越祛病健身功效的法輪功，也似乎成了合情合理的舉動了。而乘車讓座這樣每一個公民應有的舉動，竟然也成了罪名。
鎮壓初期，為了阻止大批親身受益的法輪功學員進京為法輪功、為師父鳴冤上訪，許多地方的車站、碼頭把法輪功創始人的畫像鋪在地上，凡經過者必須踩著畫像走過去，不踩不讓走，甚至要抓去「轉化」。在許多地方，警察甄別法輪功學員的方式，就是盤問行人，讓人說出法輪功創始人的名字，然後在後面罵一句髒話，罵了才放人走，不罵的當場被抓走。罵髒話、侮辱他人是什麼樣的行為，問一問三歲的孩子都會知道。然而這一切卻似乎成了理所當然的行為。不過，既然掘墳毀祠都可以坦然行之，還有什麼下作行為在黨文化中找不到藉口呢？
法輪功學員王玉芝曾經是一名成功的企業家，由於堅持信仰受盡迫害後，王從中國輾轉逃到加拿大。王玉芝在記者採訪中曾經回憶這樣一段令人心悸的經歷。那是二 ○○二年一月的一天，王玉芝在哈爾濱萬家勞教所萬家醫院女病房裡聽到一個男人變調而絕望的哭聲。原來，他是法輪功學員丁燕紅的丈夫，求盡了人情進來探望妻子。很難想像的是，醫生暢凡、江潮、管教於方麗，當著這個男人的面，強制粗暴灌食、打罵已絕食七十多天的丁燕紅。王玉芝描述：當我聽到這個聲音時，挺身走到門前，將兩眼貼近門窗。我看到丁燕紅的丈夫在受到殘酷迫害的妻子面前抱頭痛哭，邊哭邊說：「請你們放過我妻子吧，以後我不會再來看她了。」丁燕紅的丈夫是個身高一米八的大漢。目睹妻子受刑，他崩潰了！王玉芝的眼淚順著眼角流下來。她說：「對於自身所受的折磨，我沒有絲毫怨恨，可是聽到這個男人的哭聲，我卻抑制不住淚水。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一天。那天丁燕紅被打得不成樣子之後送進來了，我看見她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從她的眼神中，我看到了剛毅、堅強、不屈，她沒有流下一滴眼淚。」
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殘酷折磨的警察未必個個都是冷血動物，或許他們也有妻子兒女。當深夜獨自一人之時，他們的腦海中未必不會對自己的惡行生出一絲絲懺悔。但是黨文化的反覆宣傳，此時發揮了作用：不必自責，你是在為「黨」工作，這是崇高的事業，總得有人為此付出；此時趙致真們的電視片也在幫忙：不要緊的，難道社會上不都知道了你面對的是愚昧無知的× 教徒麼？你在幫他們轉化，是為了他們好，再說完不成上面下達的「轉化率」（註：指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的比率）指標，家人不得喝西北風麼。這些直接或間接的暗示、宣傳，對於偶爾受到自己良心譴責的打手們，總以為找到了原諒自己的藉口，得到些許安慰。
批判《武訓傳》的時候，武訓的一個「罪證」，是曾接受了封建最高統治者清廷賞賜的黃馬褂，因為朝廷、皇帝都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表，是應該反對的。這是毛氏理論中所謂「凡是敵人支持的我們就堅決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堅決支持」的一個具體體現。後來學生課本中出現了「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又是此原則的另一個翻版。
一個民族失去了歷史文化傳統，便沒了根。黨文化摧毀了中華傳統文化之後，人們早已失去了衡量善惡的標準。今天許多「愛國憤青」崇拜殘殺平民的恐怖份子本拉登，難道不是毛氏原則的翻版麼：因為美國是敵人，本拉登反美，所以就支持本拉登。人們心中本來應有的基於良知和道德的善惡判斷完全被黨文化所泯滅。類似的推理是，因為美國是「敵人」，美國關心中國的人權，所以這一定是不懷好意，是為了抹黑中國；美國國會全票通過188號決議案，支持法輪功學員的人權，因為是「敵人」支持法輪功，所以法輪功「和境外反華勢力勾結」。
不過儘管人們把人權和政治掛上了鉤，儘管人們可以用不關心政治的理由漠視 1500多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的事實，人們卻津津樂道於談論伊拉克戰俘的人權 ──這除了人道主義的因素外，其實更主要是政治因素：因為伊拉克戰俘是美國的敵人，敵人反對的自然要支持。對伊拉克戰俘的人道主義關注自然是值得嘉許的善良行為──可是許多人卻忘了，伊拉克戰俘的人權值得關注，中國人的人權不是也同樣值得關注麼？中國人難道竟然不如伊拉克戰俘，不該享有人的尊嚴和自由麼？
*魔鬼詞典*
共產黨通過幾十年來的「鬥爭」，不但麻木了人們尚存的良知，而且用其黨文化幾乎取代了人們頭腦中原有的中華傳統文化。人類的各種傳統文化，都有一套符合人性的基本相似的善惡觀。而中共的黨文化卻恰恰相反，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這樣一個魔鬼詞典：善的就是惡的，白的就是黑的──因為黨已經定了性了；說謊造謠是必要的，其原因居然是維護「真理」；殺人是有理的，因為是為了實現「人類的幸福」；對於強姦、酷刑、虐殺可以保持冷漠，因為這才是不關心政治的「清高」態度 ──而這一切推論的大前提，實際上是維護中共統治地位的「絕對穩定」。在這裡，沒有道義、沒有良知，只剩下所謂的「黨性」。
最近海外《大紀元》新聞社的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徹底撕開了魔鬼的假面具。當黑白顛倒的底片拿到陽光下衝洗之後，人們會發現原來黨文化中的黑與白正好掉了個。如火如荼的退黨大潮正表明，當人們丟棄了人們心中的恐懼後，又有機會從新找回道德和勇氣。這是一個民族重生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