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住的四層樓還有一套房子，是三間一套，他們的房門對著我們兩間一套的房門。我們這位鄰居叫葉子龍，是大大有名的跟隨毛澤東多年的秘書。
我們兩家的房門常常是敞開的，互相常來常往。葉子龍帶著一個女兒和一個小外孫住在那裡。葉子龍那時還沒有「解放」。他身強力壯，精力旺盛，很會生活，又健談在生活方面，他是我們的顧問。那會兒時興稱呼「師傅」。我們都叫他葉師傅。因為，像我們這一號人，稱什麼「長」不合適，稱「同志」既生分，又不知道對方有沒有問題，稱「師傅」還帶點工人階級的味道。現在想來，稱「師傅」充滿了「時代感」，妙極了。他的小女兒小名叫二娃子，是陝北人的叫法。小外孫才四五歲，有時候他們出門，就把他放在我們家。葉師傅做的豆腐乳賽過任何店裡買的。他教我做：先把買來的豆腐蒸一下，然後切成小方塊讓它發霉，用小茴香、鹽、辣椒末按一定的比例和勻，等豆腐霉到一定程度，把每一塊豆腐先在酒裡蘸一蘸，再和上那些末末，放在瓶裡。大概一星期以後，打開瓶蓋，香氣撲鼻，味道鮮美。葉師傅還會醃雪裡蕻，他用小魚乾放點辣椒炒雪裡蕻，又是一道美味佳餚。葉師傅做了什麼好菜，總要給我們一點嚐嚐。我們家做了什麼好菜也要送一點過去。
他曾想，葉師傅當了那麼多年毛澤東的秘書，一定飽讀詩書，滿肚子軼聞秘事。可是，我不知道他願不願意和我談這些，所以不好貿然問他。有一天，他問我願不願意幫他一個忙。我說，只要我能幹的一定幫忙。我原以為是什麼生活上的事，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他要我幫他寫一份檢討。檢討什麼呢？他說，很簡單，就是檢討安竊聽器的事。我完全不知道安竊聽器是怎麼一回事。葉師傅告訴我，完全不是什麼竊聽器。那時，中央開會或毛澤東找人談話，毛的講話都要記錄下來，有時聽不清、記不下，中辦的人商量安一個小小的麥克風，把老人家的講話錄下來，然後按錄音整理記錄。過了一陣，被毛髮現了，這就成為私自安竊聽器的大事。這事涉及的人很多。我問葉師傅，該怎麼檢討。他說：「不牽扯別人，只說我不對就行了。」我按他的要求，字斟名酌句地寫了一份檢討，葉師傅居然還相當滿意。
打這以後，我們的話題就逐漸轉移到他當秘書時的情況上來。話匣子一打開，可以看出來，他雖然被撤了職，但是對他的老上級還懷有深深的感情，對他的秘書工作更是津津樂道。他說，他長期是毛的生活秘書，毛生活上的一切事務他都管。毛澤東要做衣服，不用到裁縫店裡去，也不用叫裁縫來量尺寸。葉師傅記得住他的身高、肩寬、袖長、腰圍等等尺碼，他只要到紅都服裝店，選好衣料，讓店裡照他說的尺碼做，做出來的衣服，保管合身。他做的豆腐乳也是毛澤東愛吃的。葉師傅很懷念賀子珍，經常講當年在延安他妻子怎樣和賀子珍躺在一個炕上聊天。賀子珍的女兒李敏到月壇北街來看望他，他也領她到我們家來，介紹給我們。在講到毛澤東身邊的一些人時，他講得最多的是一位姓陳的女孩子。他稱她小陳。這位小陳長得漂亮，能歌善舞，又很聰明。有一次，她看毛悶悶不樂，就要毛猜一個謎語。這謎語是「毛澤東打噴嚏」。老人家猜不出來。她說：「很簡單麼，『毛病』。」引得老人哈哈大笑。她曾要求毛批准她入黨，要求毛給她一份職務。這兩個要求都沒能達到。為此，她離毛而去。
樓上的新鄰居
我們住的五號樓在五層樓上還有兩套房子沒人住。有一天，有人來看五樓的房子。葉師傅最清楚，他說，來看房的人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吳德的秘書，可能是吳德的秘書要搬來了。然而，搬來的不是吳德的秘書，而是一對老年夫婦。老太太夠胖的，戴了一副金耳環。金耳環在那時是很顯眼的，因為破四舊時，這些東西早就破掉了。老大爺比較瘦，但是很壯實。老大爺不久就到五號樓附近的副食店打工去了，開頭完全盡義務，後來拿「補差」。我們不知道搬來的是什麼人，但是覺得有點怪，更使我們納悶的是：究竟是什麼人，居然要北京市市長的秘書來號房子？
還是葉師傅消息靈通，他告訴我們：新來的鄰居是現任毛澤東秘書的張玉鳳的雙親以及她丈夫的弟弟。葉師傅說，張玉鳳的父親原是鐵路上的搬運工人，待在家裡不舒服，所以到副食店裡去幫忙搬運蔬菜。張玉鳳的媽媽則在家操持家務，小叔子在一家工廠當工人。新的鄰居搬來以後，五號樓就顯得更熱鬧了一些。最忙的是葉師傅。他時不時以各種藉口，如查水表、電錶等等跑上五樓去視察一番，然後來告訴我們，五樓又添了什麼傢俱，什麼顏色，放在什麼地方等等。有一次，他從五樓下來，對我們說：「毛主席現在湖南。」我問他是怎麼知道的。他說，張玉鳳給家裡捎來一條羊腿，包羊腿的報紙是《湖南日報》。葉師傅很善於和人交往，也很能贏得對方的好感。
賀龍的女兒賀捷生也住在月壇北街。她和葉師傅熟識，因此也經常到我們家來。賀捷生忙的是另外一件事。影片《創業》給「四人幫」槍斃了，賀捷生動員作者給鄧小平寫信，要求鄧小平重審。這事顯然是針對「四人幫」的，非同小可。信如何寫法，自然要反覆推敲，各方徵求意見。賀捷生告訴我，她曾對作者說，這事搞不好有可能坐牢。她問作者敢不敢冒這個危險，作者甘願冒險呈書。作者的妻子也支持寫信。賀捷生告訴我，她曾對作者說，萬一作者要坐牢，她一定去牢房送飯。經過一番努力，《創業》終於上演了。
「我這裡不是公用電話」
有一陣，張玉鳳經常來我家打電話。她很有禮貌，來我家時，總忘不了說一句「對不起，借打一個電話」；打完，也總要說一句「謝謝」之類的話。有一次，她還把她的兩個小孩帶來，教小孩叫我們爺爺奶奶，很「熱絡」。作為鄰居，來打個電話，是人之常情，何況她還彬彬有禮。她的電話大體上總是兩個內容：一是問老人家看電影看完沒有，一是要車來接她。不久，另一位女士也來打電話了。她來我家，目中無人，昂首闊步，打完電話就走，那真叫傲氣。礙於情面，我們也就讓她打了，大家都是鄰居嘛。後來，打來找她的電話特多，我們要拉開嗓門叫她接電話。她的電話一多，再加上她那不可一世的態度，李普不耐煩了。有一次，又是她的電話，李普抓起電話，厲聲說：「我這裡不是公用電話！」啪的一聲，把電話挂斷了。
我們有一位廣東朋友的女兒叫曉平，在北京外語學院學習，每星期休息都到我家來。她說，他們學校來了一個「紅旗學生」。所謂「紅旗學生」，是指來上學的學生是乘紅旗轎車來的。那時，紅旗轎車只有高級領導才有資格乘坐，居然有學生乘紅旗轎車上學，當然全校轟動。曉平說，這位「紅旗學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課。她要把老師叫去，單獨給她講課。學校叫她填表，她說：「填什麼表，你們叫汪東興去填。」這位如此特殊的學生就是來我家打電話的那位女士。還是葉師傅最瞭解底細。他告訴我們：那位女士原來是江青網羅去當她的護士的，後來，江青把她推薦給毛澤東。她雖然長得還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種做派叫毛澤東受不了。終於，毛大發脾氣，拍桌子叫她滾蛋。真叫她滾蛋，那江青的面子就下不來了。周恩來想出了一個辦法，把她送到北京外語學院去學習。這樣，她就住到月壇北街來了。
在毛澤東病重的時候，那位女士匆匆要出嫁了。據說是嫁給一位老將軍的兒子。那天，我在樓梯口，看到一位身穿軍裝、老態龍鐘的軍人吃力地爬上五樓，又從高樓扛著一個鋪蓋卷吃力地往樓下走。我看著，心裏很不是味兒。讓司機和警衛員在樓下等著，老將軍自己來幹這種重活，對自己的兒媳婦這麼著，是不是太那個了一點？
摘自《紅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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