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焦國標，有感於過去一年他在北京大學的遭遇，四月上旬在美國華盛頓，給世界各國大學校長發了一份呼籲書《在學術交流中推進學術自由是文明世界大學校長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他在這一呼籲書中說：「提請你們在代表各自的大學與其它大學進行學術交流的時候，不要忘記一項偉大的事業，那就是關注和推進全球範圍內的學術自由。這是一項被你們忽略的、在許多國家正遭受粗暴踐踏的事業。」
焦國標應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邀請，作為期半年的訪問學者。五月二日，他接受亞洲週刊訪問。他說，他正從事一項關於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展、演化的研究工作，查閱了大量有關檔案和資料。他說，從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至今，前後有三十名中宣部長，他力圖對中宣部在每個時期的任務和作為作出闡述和評介，特別是丁關根時代和劉雲山時代。
他說：「我看到有網友說，我是到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這真是高看我了。瞧我這張嘴，沒把門的，能吃『情報』這碗飯嗎？我一直很想寫一篇文章，題目暫擬《我在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同事們》，介紹一下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們。除我之外有兩個韓國的、一個車臣的、一個塔吉克的、一個南非的、一個澳大利亞的、一個土耳其的，還有幾個不太熟悉國籍的。我們這一批，不是同時來報到的，就像一窩小雞出殼時間不同，有早有晚，有幾個還是剛剛到的，尚不太熟悉。」
四十二歲的焦國標說：「過去在國內，發往外國的電子郵件往往到不了目的地，其中給一位日本朋友的郵件從來沒有發到過。現在發往各國的郵件都很暢通，包括過去從來沒有收到過我的電子郵件，那位日本朋友如今也是件件順暢。可是偏偏發往國內的又不行了，常常不是對方收不到，就是我收不到。咱們中國人就該通信窩心啊 ？」
在華盛頓不到兩個月，他讀了不少中英文書，去了紐約兩次。他說：「在美國生活很簡單，很單一，很自由，沒有太大壓力，體重都增加了好幾斤。四十年來，我體重沒有超過一百二十斤的，現在至少有一百二十五斤。在北京，我已經被學校開除了，美國許多朋友勸我別回國了。雖說回北京『爽』不了，但我不願久留美國，總覺得有一種缺憾，沒有家的感覺。」
他的一個德國記者朋友，在北京住了八年，要調往駐土耳其工作，現在在中美洲度假。一週前，那朋友給焦國標發了一封電子郵件，至今焦還沒有回覆。他說：「我心情很複雜，不知道對他該說什麼。他在信中說，北京不適合人待，中國不適合人待。我知道，他這是看我人在美國才這麼說的。可我仍對這句話感到心疼。住了八年，走了竟留下這樣的印象。咱北京，咱中國，哪一點不適合人待呢？我們怎樣才能讓人家說適合人待呢？北京，中國，對於一個外國記者而言，我想除了環境以外，最核心的不適合人待的因素應該是記者的採訪權處處受限制吧。」
二零零四年春，他發表了《討伐中宣部》一文，令「知情權」和「輿論監督」的呼聲越來越強烈。此文迅速在全世界流傳，並在短短的三四個月之內被翻譯成至少二十二種文字。北大校方在中宣部、教育部的壓力下，九月停了他的課，取消他作為碩士研究生指導教師的資格。十二月，北大校領導提出將他調離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調往該校古典文獻研究中心工作。如果他不接受，要麼他自己「主動辭職」離開北大，要麼將以不服從工作安排為由，將他開除出北大。二零零五年二月，他應邀去美國作訪問學者，北大向他提出不許出國的要求，如果非要成行，條件是：要麼自己先「主動辭職」離開北大，要麼就以「自動離職」處理。焦國標拒絕「主動辭職」，他給北大校長寫了一封長達一萬一千字的信，表示希望曾經以「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立校的北京大學能夠借他一枝棲息，不要把他「踢」出北大。三月十六日，他離開中國，前往美國。翌日，北大把「自動離職」的處理決定送到了他的家裡。「自動離職」是一種委婉表達法，實質上等於開除。三月二十四日，亞洲週刊發表了這封給北大校長的萬字長信，並報導了北大已以「自動離職」處理焦國標的消息，由此引發中國大陸以外許多媒體的廣泛關注。在美國工作之餘，他繼續關注中國的民主進程尤其是中國高校的學術自由，因此給世界各國大學校長發出這份呼籲書。
── 《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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