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出差在四川，和途中認識的一位元年僅十九歲的青年人同行。一天這個年青人和路人發生爭執，兩人開始打了起來。這個年青人忽然從身上抽出了一把匕首，對方立即軟了下去，但口角仍在繼續。
我趕忙上前勸說。這個時候，圍觀的人群中突然有人高叫：「和他講那麼多作啥，捅了他！」年青人混身一震，然後兩眼發直提刀向對方捅去。我扑上前緊緊抱住年青人。即使這樣，他的匕首已經把對方衣服挑破，那是冬天，對方身上的外套，毛衣和內衣全部都割破了，位置就在胸口和心臟部位，匕首把對方的皮膚劃了一條淺淺的口子。
我回過頭，向人群問：「剛才是誰喊捅人？」沒有人承認，大夥一鬨而散。
當時如果有人承認，我會毫不猶豫扑上前去狠打。因爲我實在痛恨躲在一旁的起鬨者。別人的鮮血，甚至是生命，對起鬨者來說只是在極爲安全情況下的一場熱鬧。
那名年青人後來對我非常感激，請我喝酒，要拜我當大哥。現在，我已經忘記了他的名字和長相，但卻無法忘記身後的那聲叫喊。
今天，我又聽到了一聲同樣的叫喊。這次，是由一個自稱是「科學家」的人嘴裡發出的。不錯，這次的喊聲，確實充滿了邏輯和理性，正如科學所代表的精密計算一樣，並不如街痞無賴般幸災樂禍，但這冷靜的喊聲背後，齷齪和卑劣卻遠遠超過了四川那個小人物。
然而這次，我知道了這人的名字，叫趙致真。
猶太人有很多缺點，這毫無疑問。在英國我曾經獲得過親身的體驗。我想，在七，八十年前的歐洲，猶太人恐怕具有同樣的缺點吧。德國的戈培爾先生和他的納粹宣傳部，恐怕不需要花費多少工夫，便可以自歐洲數百年的歷史中，尋找出猶太人可惡可恨的成千上萬條原因。戈培爾們即使沒有親自開動毒氣閥門或者搬動扳機，但他們仍然是凶手。
趙致真先生也是凶手，這點毫無疑問，不管他具有科學家或者其他什麼更加高貴的身份，他仍然是凶手。一千三百多名法輪功學員的死亡，趙先生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一個凶狠的大漢狂毆一個毫無反抗能力的孩子，您在旁邊作憤怒狀：「就應該打，前天他還偷了我的糖呢！」孩子死了，您沒有被法辦，因爲您是「君子動口未動手」，而且說的還可能是部分事實。
我不知道美國的法庭會如何審判，但我清楚，在上帝那裡，您會受到比那個凶手更嚴厲的懲罰。而在我看來，您不過是狗屎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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