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讓我們更為悲哀的是，在這樣的歷史關頭，我們的哪一個民運人士、哪一個知識份子，哪一個維權人物，能夠召集幾十萬人去天安門悼念趙公呢？為什麼瓦文薩、哈維爾、尤先科他們能夠輕易地做到這一點，而我們卻做不到呢？
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國民間反對派的貧困呢？這是不是印證了劉曉波先生的「中國的民間反對派，存在組織上的貧困、思想資源的貧困、道義資源的貧困」呢？
導致這些貧困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中共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我們自身身上。在89年這個中國實現社會轉型的最佳挈機，如果當時的趙紫陽能夠站出來公開與共產黨決裂，而不是妥協退讓僅僅到天安門看望學生，那麼結果也就完全不一樣。如果槍響了以後，我們的精英人物不是選擇出逃，而是留下來繼續對抗，哪怕是面對監獄，可能結果也是不一樣的。如果是這樣，在今天就不會出現民間反對派的貧困，也就不會出現沒有人能夠組織幾十萬人上天安門的景況。當然，歷史沒有假如，但是，卻有結論。當時的是非功過，我們現在可以評價；我們現在的是非功過，後人也可以評價。
歷史已經遠去了，人已經離去了，他們存在的侷限我們不能過多的強調與要求。
但是，對於我們尚且活著的人而言，我們能做的就是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從跌倒之地爬起，繼續前行。讓我們背起自己的行囊，擔負自己的責任，繼續前行。歷史沒有書寫的，我們繼續書寫；歷史沒能改變的，我們繼續改變。
只有這樣，我們的悲哀，才不會重演。也只有這樣，當自由灑滿中華大地的那一天，我們才能逃過歷史老人的審判，也才能慰籍趙公紫陽的在天之靈。
趙公，你安息吧！
2005年1月18日
古川：公民教育網主編(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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