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以來，自上而下的經濟體制改革為民間力量的形成和釋放創造了一定的條件，促成了中共體制從極權主義向威權主義轉移，國人個體意識、權利意識開始覺醒，社會從一元化走向多元化。尤其是八九對學運的鎮壓，更加擦亮了民眾眼晴，增強了人們分清是非善惡的能力，從而對專制政權產生了愈來愈強烈的不滿、反抗情緒，令中共的權威和信譽土崩瓦解。用《紅樓夢》中鳳姐的話說，「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已盡上來了」。
六四事件彷彿一道歷史的分水嶺，民間與官方的信譽和道義份量徹底掉了過來，中共批啥啥香，禁啥啥響，抓誰誰成英雄。中共宣傳部門不得不從「主動進動」一變而為「被動防守」，中共對異已的迫害和鎮壓不得不從公開轉向地下，從冠冕堂皇變得鬼鬼祟祟，政治問題非政治解決，甚至採取類似黑社會、黑手黨的手段。龔自珍《尊隱》曰：京師失道，京師輕而山中之勢重，不但人民，連祖宗神靈也對於京師悲觀失望矚望於山中之民。文中所描寫的晚清社會危機四伏、日暮途窮的景象和京師勢輕、山中勢重的局面，正是當今局勢的寫照。龔氏文中與京師處處對立的山中，指的就是民間力量。
民間力量的壯大和發展，首先表現在民間人士公共事務中的影響和作用不斷擴大。例如，在打假、「防艾」、反腐、扶貧幫困、文物保護、保護母親河、喝止怒江大壩工程、珠海嫖娼事件等等活動、工作或事件的背後，都活躍著「民間」巨大的影子，而且很多「工作」始終是或多數是「民間」在唱主角，政府或迫不得已才出場敷衍幾句，或一開始唱反角，後來又扮演「下山搶桃子」的卑劣角色。如愛滋病防治工作，被譽為「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的河南省中醫學院退休教授高耀潔，從1996年開始自費進行愛滋病防治和救助工作。她自費40多萬元出版了30萬冊的《愛滋病性病的防治》，無償資助了164名愛滋病人遺孤。她還先後走訪了河南省1000多名愛滋病患者，以觸目驚心的事實揭露了河南農村愛滋病患者緣於1995年興起的「賣血經濟」。但是，高耀潔的行動一開始不但沒有得到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反而處處受到刁難。她收到了世界衛生理事會的 [健康人權獎]的獎牌、獎金和路費，政府卻不准她親自去領獎。政府還一直禁止或阻攔她去各地做預防愛滋病的演講，理由是她有政治問題。地方官員多方阻撓她的工作，在海外媒體報導河南愛滋病問題以後，還指責她和敵對勢利勾結。還有，萬延海的愛知行動項目進入有組織活動以來，項目人員相繼受到各種調查和滋擾，萬延海被迫辭職，萬先生個人還曾被北京國家安全局關押了一個月！迫於聯合國的壓力和面臨愛滋病局勢的異常嚴重性，政府才不得不羞羞搭搭地公開一些愛滋真相並略予關注，卻來大肆宣傳「我國政府十分重視愛滋病防治工作」云云，欺人乎，欺天乎！
其次，民間力量壯大和活躍，表現在民間維權運動的風起雲湧和從個體性維權向群體性維權的發展趨勢。由於政治上受盡壓迫、經濟上受盡剝削而淪為弱勢群體的廣大民眾的權利意識逐漸覺醒，對於社會不公和自身的苦難越來越敏感，民間自發的維權活動此伏彼起，而且參與人數越來越多，範圍越來越廣、規模越來越大。由百姓、私有企業、社團狀告政府、政府部門和官員的民告官的記錄不斷被刷新；市民、職工為了爭取合法權益和基本生存權而遊行、示威、集會抗爭；農民的抗爭活動更是野火四起。據《看中國》報導，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內部通報：十月份，全國有十七個省（區）、直轄市屬下一百二十二個縣的農村，先後發生了七百O五次農民遊行、示威、集會的抗爭活動，有二百多萬人次參加。在無處伸冤、官逼民反的情況下，忍無可忍的農民起來抗爭，公安、武警出動鎮壓，造成損害、傷亡的有八十二起；忍無可忍的農民衝擊縣市黨政機關，事件中總共有三百二十多人傷亡，其中，農民有兩百多人受傷，傷重死亡的有數十人。事件中有近百輛公安、政府車輛被怒不可遏的農民砸毀、焚燬，二十多所政府建築物被不同程度損壞，有十五所政府倉庫被搬走近二千七百多萬元的輕工商品。具有重要政治象徵意義的天安門廣場已成為自焚、自殺、跳樓等極端抗爭、激進維權行動的多發地。各地大規模官民衝突也在增多，如重慶萬州區幾萬民眾包圍區政府的流血事件和四川漢源發生的中共建政以來最大的民眾集體衝擊政府事件。
同時，網際網路的誕生為民間維權大開了方便之門，網□維權活動已成為中文網一大獨特景觀。孫志剛案、劉荻案、杜急蟀浮⑺鐦笪綈浮⒛隙及浮⒗釧尖(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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