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的意義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中顯示出來的。
天安門事件爆發了政府和人民、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矛盾，也催化了統治者內部的矛盾。
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通過的文件是改革派的綱領。改革為了什麼？可以有不同的出發點。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一黨專權，還是為了促進共和國的前進發展？在大規模的人民抗議運動面前，不同的改革派分道揚鑣了。不同的出發點引向不同的歸宿點。改革為國為民的代表人物趙紫陽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⑴，僅此一語，使他成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改革為黨為我的代表人物鄧小平主張以軍隊和暴力的鎮壓解決問題，就此一舉，使他成為同一典型環境中的另一典型人物。宣布戒嚴，調動軍隊，在坦克的掩護下，進軍天安門，向手無寸鐵的人們一路衝殺，製造流血事件的鄧小平，千夫所指，萬年遺臭。「民主和法制」的口號並不是趙紫陽最先提出的，但在大規模的人民抗議運動面前強調「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特別是與鎮壓解決問題的結果所發生的流血事件相對照，便具有強烈的典型意義。趙紫陽的主張雖然當時沒有發生作用，事後本人還遭囚禁，它的意義在於為前驅指路，為後世垂範。鄧小平式的改革派，被歷史所證偽了；中國未來真正的改革派，必是趙紫陽式的人物。
趙紫陽在一九八九年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使人們理解他在一九八九年之前的所作所為，根本之點，就是鋪設「民主和法制的軌道」。
（一）
一九八七年初，在反自由化的喧囂聲中，中共影子元老院廢黜了總書記胡耀邦。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接任代理總書記。他本來抓經濟，接任代理總書記後，經濟、政治一把抓。趙紫陽突破了鄧小平的侷限，將中國的改革事業從經濟領域切實推向政治領域。
胡耀邦是因「反自由化不力」而下臺的。趙紫陽如果同樣「反自由化不力」，是不是也會下臺？他似乎並不以此為念，而是力挽狂瀾。他向糾集在反自由化的旗幟下的保守派質問：「把經濟搞亂了，誰負責？」沒有人敢回答，那麼就由我趙紫陽來作主。反自由化無疾而終。趙紫陽豈止「反自由化不力」，而是一度中斷了反自由化。他實際上沿著胡耀邦的同樣的方向繼續前進，走得更遠。
據鮑彤介紹，趙紫陽主政時期，破了毛澤東以來的許多老規矩，開黨中央不討論法院案件的風氣，不以理論是非整人的風氣，不審查文藝作品的風氣。⑵這些，不過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先行措施。
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紀念中共成立六十六週年之際，《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政治體制改革提到日程上來》。旗幟鮮明，口號響亮。同時，重新發表鄧小平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鄧小平在這篇講話中認為，制度上的官僚主義同「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有密切關係」，而「種種弊端，多少都帶有封建主義的色彩」。他指出，改革領導制度是改革各方面制度的關鍵，而改革領導制度必須「肅清封建主義殘餘影響」。⑶在民主派看來，其中的論點還沒有引向徹底，但它的價值超過了鄧小平本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那篇著名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體現了鄧小平一生的思想水平所達到的高度。這篇講話發表於一九八零年八月。僅僅過了四個月，鄧小平的另一篇講話《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腔調完全變了，重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從此只談經濟改革不談政治改革。趙紫陽壓制了反自由化，又重新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十分明顯，意在規勸鄧小平回到一九八零年四月，重新出發。
一九八七年十月，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所作的政治報告，具有鮮明的推行政治改革的色彩。報告的第五部分《關於政治改革》特別強調：「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黨中央認為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全黨日程的時機已經成熟。」政治體制改革的措施有十多條，其中特別重要的是三條：
一，黨政分開。看起來提法上並不新鮮，實質上有所前進。鄧小平認為，黨的領導決定問題迅速，定了就辦，沒有資本主義國家那樣的扯皮，這是我們的優勢。在保證共產黨的優勢的條件下實行「黨政分開」，不過是工作方法問題。趙紫陽卻認為，被鄧小平視為優勢的這種的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體制往往處在矛盾的焦點，改革黨政體制是解決其他一切社會問題的前提。剝離共產黨權力的黨政分開是一個起點，歷史的車輪一旦啟動，就不會停頓，最終必將瓦解共產黨的一黨專權。十三大以後，黨政分開的實施，首先是逐步撤銷政府機構中的黨組。
二，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這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全新的思路。再加「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決策讓人民討論」的政治透明化，實際上是制約共產黨的獨斷專行、建立全民監督的措施。這一制度的實施，必將激活民間社會。
三，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這也是喊了很久的一個口號。但法制建設有不同的性質，是以法為工具（rulebylaw），還是以法為權威（ruleoflaw）？在加強法制建設的同時反自由化，就是把法制當作制約人民的工具。而趙紫陽所說的法制，是另一種：「完善社會主義法制，努力克服官僚主義現象和封建主義影響」。與「努力克服官僚主義現象和封建主義影響」相聯繫的法制，才是制約政府的權威。
中共十三大的文件體現了趙紫陽的風格，口號上並不驚人，重在事實上開拓進取。
中共十三大的改革之風，吹開了一幕戲劇性的場面。反改革的頭面人物鄧力群，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兩次選舉中落選。這是中共歷次代表大會上難得一見的順應民意之舉。
開完十三大，趙紫陽正式就任黨的總書記。在接受自由採訪時，一位外國記者問：上任後準備幹什麼？他脫口而出：「改革，政治體制改革！」⑷趙紫陽發現：「在幹部和群眾中出現某些思想混亂，很重要的原因是對改革的思想準備不足，弄不清為什麼要改革，為什麼現在改革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潮流。」⑸於是他風塵僕僕到各地考察，大講改革的必要性。
中共十三大之後的一九八八年，政治體制改革悄然而行，中國處在和平演變的進程之中。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和北京的《經濟學週報》實際上已經衝破報禁，成為自由化思潮的輿論陣地。
我對一九八八年的和平演變，感受比別人更為靈敏、更為深切。
我被鄧小平壓在五行山下。貶出京城、發配南京時，給我規定了三條：第一，不准發表文章；第二，不准當領導；第三，不准離開南京。實際上不止三條，比如還有不准接見外賓，甚至也包括某些內賓。陳鼓應在北大哲學系時，來南京要見我。他被告知：「郭羅基不在南京，外出了。」其實，當時他離我的所在地只有三十公尺。但到了一九八八年，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政治參贊Mr.Edmund居然見到了我，談的就是和平演變。
為了反抗鄧小平的禁令，我在南京還是用筆名、假名繼續發表文章。政論文章是不能寫了，因為人家說我寫的政論即使用了筆名也能看出是郭羅基寫的。我的狐狸尾巴天生就藏不住。只好寫一些理論性的哲學文章。就是這樣，用筆名不說，稿末的真實姓名和地址也是向友人借來的。而且，還得像打游擊那樣，打一槍換個地方，每發一篇文章就換個筆名，怕被人查出來。到了一九八八年，居然有人來約我寫文章了，還可以用真名發表。我為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寫了一篇《中國的現代化需要新啟蒙》。文章發表以後形勢變了，一九八九年受到批判，被說成是「動亂的理論基礎」。
「不准離開南京」的意思主要是不能去北京。一九八八年，我居然去了北京，應邀出席在北京飯店舉行的「文化座談會」。在會場上一看，以前被整肅的自由化分子都到齊了，連為胡耀邦陪綁的下臺中宣部長朱厚澤也來了。這次會議討論的主題是如何紀念翌年的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和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準備在思想文化領域大幹一場，雜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