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小海的小字報逐漸在班裡形成了一個小圈子。當然，秉校領導意思的人，對這種自作聰明的"亂來"是不能苟同的。校領導也擔心這種討論產生動盪，帶來更多的麻煩。所以小心翼翼地限制它。而宮小吉和駱小海們的不滿，當然首先面對的就是學校和老師，以及受學校重用的學生。但是，我是班外的人，我的身心都在體育代表隊。那時我是校乒乓球隊隊長，前後兩位管理乒乓球隊的體育老師都喜歡我，隊友更戲稱那位體育老師喬淑榮是我的姐姐。乒乓球室的鑰匙很長時間由我拿著。所以我必須早去，晚歸。班裡任何紛爭，勾心鬥角都沒有我的事。我除了玩，還是玩。
然而，在駱小海的小字報後，逐漸由《海瑞罷官》的討論發展到批判"三家村"的運動。學校的政治課，牆報都逐漸換上了這些"大批判"。伴隨著社會政治形勢的變化，駱小海們也調子越來越高，上綱上線提高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高度上了。他們在那個時候已經從部隊內部的宣傳中感知到了林彪對毛澤東思想的吹捧，某些人並且已經驕傲地擁有了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因此，卜大華駱小海和鄺桃生等人的中心調子就是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大旗，一切都必須符合毛澤東思想。批判"三家村"的中心任務就是無產階級要佔領史學陣地，教育陣地，要佔領一切知識陣地，要驅除一切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要用無產階級和毛澤東思想佔領一切知識和精神領域。比學校政治課和社會上一般的批判"三家村"的運動，他們的調子要高得多，他們"高"就"高"在上綱上線上。他們明顯的內心衝動就是要看準風向，充當無產階級專政的"刀鋒"，爭姚文元式的風頭！
到了六六年三月，他們的調子已經和學校領導的對"三家村"的批判明顯地區分出來，他們認為，學校領導是在假批判，真包庇。他們認為，"三家村"等黑店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三家村"的黑市場。而"三家村"的黑市場就是那些資產階級子弟，這些子弟和"三家村"產生強烈地共鳴，是"三家村"的社會基礎。自從六三年批判《北國江南》等電影以來的文化領域中的鬥爭，即在文化領域中的革命－－文化革命，最重要的是搞人的思想革命化，鏟除一切資產階級滋生的土壤。而這土壤就是校領導包庇重用的出身非紅五類的"白專"學生。
三月底、四月初，卜大華們鬥爭的矛頭已經明顯地指向了一般出身的學生，而校領導之所以使他們不滿也不過是"重用"一般出身的子弟，使這些知識份子和平民子弟佔了他們的位置，奪了他們的風頭。其實所謂"重用"不過是沒有把這些平民子弟"打入底層"，永世不得翻身。"天下是他們的天下，國家是他們的國家 "，這就是成長起來的幹部子弟的胸懷世界的抱負。後來，駱小海寫的要"血染太平洋，頭斷華盛頓"的偉大抱負在六五年前後就開始形成了。
我承認，幹部子弟比一般平民子弟要成熟的早，他們早就有政治上的抱負了，但是這種抱負是特權，是維護一小部分人的極權的"敏感"的抱負，是毛澤東、林彪在六十年代初期所營造的特殊的政治氣氛下激發出來的。幹部子弟的抱負實際上是對一般平民子弟抱負的壓制和摧殘。多年以後，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的某些人仍然津津樂道所謂紅衛兵初期對抗校領導的"獨立"思想抱負，這種留戀作為幹部子弟也許有些"道理"，但作為平民子弟，看不到其中的血和淚就可悲了。
在六十年代初期大的政治空氣下，幹部子弟佔據了政治上的優勢，對平民子弟和出身不好的人形成了一種壓力，所以天生就有奴顏媚骨的一般出身的人，在他們面前自然直不起腰來，阿諛他們，跟著他們跑。那時，哪一個出身不好的人沒有原罪感呢！出身不好的人首先就要和自己的父母和家庭劃清界限，深挖家庭對自己帶來的壞影響，不同出身的子弟在不同的起點上，本身就已經意味著老子反動兒混蛋。在這種形勢下，有些骨氣和自尊的非紅五類子弟能不積極跟著走就不錯了，而那些不甘寂寞，想跳出底層，當二等人的出身不好的人，幹部子弟雖然不把他們當人看待(至今仍然如此)，但是也需要他們。這就是為什麼在當年對聯辯論中有人跳上臺，大義凜然地宣稱自己的混蛋，有人舉鞭打死自己的父母的原因；這就是最初的紅衛兵小組也有出身不好的人的原因。他們協助幹部子弟取締黑市，當然能起到很多幹部子弟起不到的作用。我不排除他們之中很多人心裏有"(對黨的)真誠"，但是這種真誠不正是意味著人的尊嚴，人對自己的權利的意識和人格的喪失嗎！
我所在的預六五一班，到了六六年三月底，四月初，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搞思想革命化，取締資產階級黑市的紅衛兵小組已經成了雛型。這對所有不跟著他們跑的平民子弟，甚至其他紅五類子弟構成了相當大的壓力。而由於他們的目的就是要佔領一切"資產階級的陣地"，凡不是他們當權的地方當然也就是非無產階級的。班幹部和班裡的團幹部，是他們目標之一，校領導作為這些人的後臺，當然就成了他們的第一目標。然而，在這種對壘的形勢下，校領導的紅人－－班幹部，卻是無能的，他們只會跟著"黨"走，而不會如紅衛兵小組的那種所謂"獨立"的作戰。於是，我們這些從不關心政治的人就逐漸走向了和紅衛兵∽槎鑰溝牡諞幌摺?br>
四月初，我們這些從不問政治的人感到了威脅和壓力，因此，對這些幹部子弟產生了不滿並自發地從情緒上發展到行動上的對抗。那時，我們班開始了一個月的學工勞動，給清華大學焊電子計算機。離開了課堂，使所有的人都有了富裕自由的時間。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小集團，整天進進出出地在一起。那時，有一本《毛主席語錄》是很神氣的事情，而他們的首領就整天拿著這小紅書，"裝模作樣"地在一起學習，議論。對此，我想，也許不但外人，連他們自己都根本分不清哪些是 "做作"，哪些是"真誠"。這正是"假作真來真亦假"。
餘下的人自然也就在不斷接觸中逐漸緊密地聯繫起來。學工勞動中無法打乒乓球，所以我就把打乒乓球的熱情逐漸轉移到了這件事情上。對校領導，嚴格地說我也沒有什麼特殊感情，但是對這些要取締黑市、要搞所謂思想革命化的人，對這些蔑視我們的人，我卻也本能地看不起，尤其是那幾個出身不好，卻奴顏媚骨地跟著跑的人。為了對抗他們和保護自己，我們開始覺得必須收集這些要整肅我們的人的不遵守學校和社會一般規範的材料。例如，他們公然無視學校的規章制度，經常在熄燈鈴響後，甚至直到半夜才回宿舍，而且居然男男女女不在教室，跑到圓明園去交流思想。這在那時的我們看來的確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大約與此同時，我們班的這個以卜、駱、鄺為首的小集團也擴展到其它班級，當然首先就是高三的王銘等人，這或是由於他們的家庭地位高、消息靈通，或由於和社會聯繫廣，或更主要的是他們本來就是這個潮流中的人。王銘小學和初中在育才學校和四中。他的同學都是幹部子弟，很多是高幹子弟。如在六十年代初期開始到文化大革命中都非常活躍的孔丹、秦曉、王尚榮等人都是他的同學。再後，這個紅衛兵小組擴展到校外，六月八日，四中等校的幹部子弟支援清華附中的活動，當然都與他有關。故王銘一進入就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王銘的進入也導致了我們和高六三一班鄭光召、宋海泉和戴建中等人的聯繫，在四月底開始，我們和鄭光召等人也形成了一個小組，經常在一起摸索對方的動向，商量對策。那時，我們一方面和他們在暗中對抗，另一方面也不斷地寫批判三家村"的文章，以表明我們是緊跟黨中央的大方向的。
四月十七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清楚地記得這篇社論引起了他們極大的興奮，至今鄺桃生洋洋得意地在教室中一遍又一遍，一段有一段地朗讀這篇社論的景象猶在眼前。艚幼歐⒈淼牧直氳?唸唸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唸唸不忘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唸唸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唸唸不忘階級鬥爭"把他們的情緒帶到一個高峰。此後到六月，他們仔細跟蹤解放軍報的每一篇社論和評論員的文章。而且幾乎每一篇文章都使他們雀躍，歡呼，興奮不已，猶如已經壁壘分明。我們這幾位非團員，從來不過問政治的人，居然成了對抗這個小集團的主要運作人。到那時為止，我們的思想並不複雜，對大的政治形勢的背景毫無瞭解。只是憑著直覺，和一些不甘挨整的平民意識。我們並不知道林彪的作用，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黨內鬥爭。所以，即使他們從一開始就把林彪在《毛澤東語錄》上的題字，和林彪的每一個指示作為大旗，仍然沒有引起我們的注意。直到六月運動全面開始後，我們才逐漸意識到，運動原來主要是中央的權力鬥爭。而在四月和五月，我們根本沒有想到林彪這些話和《解放軍報》這些文章的意思是對我們不利的。
我現在仍然清楚地記得的是五月八日《解放軍報》發表高炬的題為"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光明日報》發表何明"擦亮眼睛、辨別真偽"的文章，在他們之中引起的另一次興奮高潮。報紙的這些文章真是令這些有"獨立"思想的人奔忙不迭。那時，我們班裡並不訂這兩份報紙，由於學校偏僻，弄到報紙並非易事，但是他們總是及時地把報紙弄到教室中，得意洋洋地傳閱。
十日《文匯報》推出姚文元的"評'三家村'－－'燕山夜話札記'的反動本質"；十一日出版的《紅旗》第十一期發表戚本禹的"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
在這期間還發生了更多的一些平民子弟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五月七日(即五七指示)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說，
"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由於彭真沒有正面回答毛澤東"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這一問題，而仍然把引導全國對吳晗的《海瑞罷官》進行"學術討論"的二月提綱發到全國，引起毛澤東極大憤怒。在三月七日到二十三日在政治局的黨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明確地提出，文、史、哲、法、經，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堅決批判，到底有多少馬列主義？我們要培養自己的年青的學術權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
此後，在多次談話中，他指責《二月提綱》混淆界限、顛倒是非，如果北京視為和中宣部"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終於北京市委於五月十三日被徹底改組。十六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了正式的"文革"政策性文件。即"五一六通知"。在通知中，毛澤東親筆寫道：
"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份子，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群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份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十七日康生的太太曹軼歐親往北大，鼓勵聶元梓等人造反，二十五日聶元梓等人在北大貼出大字報。這一切在卜大華等人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在這種情況下，始終"和黨中央"亦步亦趨的以王銘、卜大華、駱小海、鄺桃生為首的清華附中的這一小組在一波又一波的五月風雲中充分瞭解山雨欲來的形勢，尤其是在聶元梓的大字報(一般人六月一日後才知道)後，他們亢奮到了極點，終於五月二十九日在圓明園成立了"紅衛兵小組"。在討論叫什麼名字時，張承志說，"就叫紅衛兵吧。意思是做毛主席的紅衛兵，同階級敵人、反革命修正主義鬥爭到底！"大家一致贊成。至今，張承志還以紅衛兵的名字是他起的而自豪。然而，張承志的這一解釋千真萬確地就是紅衛兵的宗旨，它無論從任何正常的政治、社會倫理角度都把"紅衛兵"千秋萬代地釘在人類的恥辱柱上。
他們能搶到在全國大革命的運動開始前三天行動，在那個信息封閉的社會，他們究竟有多少"獨立"性，我想是不言自明的。
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當晚中央廣播電臺向全國廣播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我們一下子感到風向不對。然而，我們雖然敏感地決定必須向校黨委提意見才是當前的方向，並且在六月一日連夜貼出很多向校黨委開火的大字報，但是為時已晚。四月、五月的一切已經把我們推到了無法翻身的"保皇派"的境地。事實上，由於我們是作為幹部子弟的對立面出現的，像在婁熊打架中那樣，無論我們是什麼觀點，在六六年六月都肯定是失敗。因為那時中心的問題是階級鬥爭、階級路線，是無產階級政治和無產階級專政。況且，那時，這些平民子弟既沒有那種關心大政治的意識，也沒有那種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的氣魄 (在共產黨統治下他們也根本不可能有)。
從六月一日開始，我們這個團體中的人還是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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