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號，重慶萬州區一起小的民事糾紛，最後演變成數萬民眾包圍衝擊區政府的事件。10月27號開始，四川雅安市漢源縣發生了數萬靜坐示威的大渡河瀑布溝水電站庫區移民圍困省委書記張學忠，並跟公安武警發生衝突，導致人員傷亡的事件。11月10號廣東揭陽上萬人不滿當局繼續徵收過橋費，怒焚收費站，跟消防和防暴警察衝突導致人員傷亡的事件，以及早些時候安徽蚌埠成千上萬的紡織廠工人示威活動和陝西、貴州、廣東等地區發生的各種抗爭事件。
*劉曉波：控制輿論民怨無法曝光*
北京持不同政見的評論人士劉曉波認為，這些因具體利益受損所引發的大規模的群體維權事件，一方面凸顯出民間維權意識的覺醒和崛起，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官方在處理類似突發事件時，因其長期養成的官權對民權的高高在上的強勢態度，不會考慮民眾的利益和訴求，因此必然導致他們採取簡單，粗暴和強制的措施和辦法來壓制。劉曉波說：「基本沒有什麼體制內的渠道可以解決低層這種利益訴求的問題。第一方面中國是新聞管制，這種群體性的利益訴求不可能通過公開輿論表達向社會尋求輿論救濟，這就導致問題越壓越多。第二有一種行政渠道解決方式，就是所謂信訪，但是這個行政救濟渠道基本上是個擺設的東西，這導致民眾只能採取街頭政治的辦法，最後使自己的不公平的處境，引起整個社會的關注，引起輿論的關注。」
劉曉波指出，中國官方公開承認，在成千上萬的信訪案件中，百分之八十屬於合情合理合法的範疇，但各級信訪部門對信訪案件的處理和解決卻只有千分之二。
劉曉波說，本來輿論應該是救濟和維護人權的首要防線，在輿論把民怨、民憤、民恨曝光後，行政和司法救濟才能跟進。但中國當局對輿論的控制，根本無法而且也不會把民怨民恨及時全面地曝光。中國最近爆發的這幾次重大的衝突事件也說明，民眾在得不到輿論救濟，在體制內的合法的手段用盡，得不到任何效果的情況下，才不得不付諸街頭政治。
*張煒：犧牲農民利益換取發展*
曾在天津市擔任高級官職的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者張煒博士說，中國城市和農村居民之間的收入差別已經達到了世界之最，其中貨幣差別，城市是農村的三點八倍左右，但是，如果把養老金、退休金、保險金等非貨幣收入計算在內，二者之間的差別要達到六倍，其幅度要大於最落後、最腐敗的非洲國家城市農村之間的差別還要大。
張煒博士說：「這就使得中國產生一種被邊緣化的社會這樣一些低層民眾，這個現象經過過去十多年的積累，已經演變成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然面對這個問題，中央政府過去在全力防止所謂社會騷亂，維持穩定，根本沒有下力氣去正視和解決這個問題。」
張煒舉例說，在經濟發展的征地過程中，土地開發商得到了高額利潤，但是被征地的民眾受到了損失。因為政府跟開發商完全站在一起，農民有理沒處說。他說，這種以犧牲本來已經被邊緣化人群利益來換取的經濟發展和增長，是導致這些弱勢群體抗議的一個深層的經濟原因。他說：「一個增長，一部分人從中得到好處，另外一部分人得不到好處，利益受到損害，而且政府有沒有能力，或者政府沒有意願，去幫助受損害的民眾，這個增長就是一種災難性的增長，絕對不能維持的增長。」
*王軍濤：走向非理性和暴力的方式*
曾經是中國政治犯的王軍濤如今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政治學。這位博士候選人認為，在中國經濟總體上在增長的同時，越來越多的人在增長中沒有受益，或者越來越多的人覺得他們的處境越來越惡化，這就埋下了危險的因素。王軍濤還指出，雖然經濟增長給人們帶來受益，但人們覺得增長分配不公平時，也容易引發不滿和憤怒。
王軍濤指出，在社會的政治文化方面，人們對解決問題的心態，正在從比較平和的、合理的、正常的轉向一種比較對抗性，迷信暴力和鬧事的方式。他說，民間認為，「會哭的孩子，才有奶吃。」因此，在一些農村地區，造反已經成為農民的口號，敢於領頭造反的人就是農民心目中的英雄。這些已經開始組織化的農民上至 80多歲的老黨員，下至十八九的青年。王軍濤說：「這個運動也開始越來越變得走向跟中國政府對抗。在文化上，在心態上都完成了這樣一個轉變。當你把一個社會，一個國家正常能夠調解的，包括應該開放政治體制，進行民主的改革，把和平更換機制的希望能夠堵死之後，那麼這個社會就會走向一個非理性的和暴力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
*江棋生：維護權益捍衛權益*
北京持不同政見的人士江棋生認為，中國普通民眾或者是弱勢群體的基本權益受到了侵害，而當局又沒有各種適當的、合理的有效補償來解決這些問題，在問題積累到一定時候，就必然會爆發出來。江棋生認為，這些抗議事件是維護權益和捍衛權益，不是造反。他說：「從這一點上來看，跟1989年的學生運動是一個意思。就是意識到自己的基本權益，意識到自己應該行使和捍衛自己的人權。但是跟89年不同的是，現在的大學生沒有什麼動靜，知識份子也沒有什麼突出的表現。這一次是利益受到直接侵害的工人、農民，他們起來發出了抗爭，發出了憤怒的呼喊。這個跟89年有所不同。」
*戴晴：老百姓被逼得無路可走*
經常對中國當局持批評態度的北京評論人士戴晴認為，中國有個說法，叫做「銀橋、金路、金剛鑽水壩」。建造水壩是最賺錢的一件事情。因此，建造工程中的貪污腐敗問題也最嚴重，是權貴玩錢的最好的選擇。
她回顧說，1957年興建三門峽大壩的時候，當時的庫區移民爭著戴大紅花，爭著犧牲小家顧及大家。一心一意地聽政府的話，敲鑼打鼓，歡天喜地地移民搬家。但是現在的老百姓跟過去則完全不同，他們已經不再相信地方政府官員的謊言和欺騙了。他們在萬不得已的時候，不得不走上街頭抗議示威。戴晴認為，最近發生的這些事件說明，中國各地的民怨，民憤，民恨的情緒已經達到了空前的成都，政府把老百姓逼的無路可走，不得已而為之。
戴晴說：「這是一種最深刻地抗爭。這比起來十幾年前，學生知識份子走上街頭，非常溫和地向政府建議，希望開放，新聞要說真話，新聞要進行政治改革，完全不是一回事。這次就是要拚命了。因為，工程可以繼續可以向前推進，他們就沒有活路了。把他們逼到一個懸崖邊上了。他們非抗爭不可了。」戴晴說，中國目前腐敗猖獗，其嚴重程度遠遠超過15年前。現在曝光的一些腐敗大案，並沒有在憤怒的海洋中掀起什麼波浪，不過，她指出，一旦掀起波浪，就是海底地震，大的海潮，其洶湧澎湃的氣勢，將勢不可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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