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史無前例的日子裡，李普和我兩口子莫名其妙地成了中南局第一大案的「主犯」。後來聽說，此案報到了「中央文革」，上頭十分重視。於是立馬成立專案組，並由軍管組組長親自挂帥。
這事還要從抄家講起。我家最早是中山大學的紅衛兵來抄家，後來北京等地的紅衛兵不斷地來。他們翻箱倒櫃，連砸帶拿，連糧票、油票都抄走了。第一次抄家之後，我還整理一下，然而剛整理好，抄家的又來了。如此反覆幾次，不勝其煩，只得任由衣物、箱籠、瓶瓶罐罐雜亂無章地堆在地上。這樣倒好，各地的紅衛兵來過幾茬，後來的覺得沒油水，也就不來了。
不久，一次不同尋常的、大規模的抄家來臨了。說它不同尋常，是因為來的都是中南局的幹部、成年人。說它大規模，是因為來了十幾二十人之多。查抄之細，也無以復加。除了箱籠、抽屜、衣櫃之外，最費時費力的是書。我家客廳有一面牆經過裝修整個改成了書架，另外還有幾個大書架。他們每一本書都翻個遍，因為抄家抄得多了，看到他們查得那麼仔細、那麼辛苦，我不僅沒有生氣，反而有點同情，更多的是好奇。這樣興師動眾、大動干戈，中南局大院裡其他幹部恐怕都沒有得到這種殊榮，究竟所為何來？漸漸地我發現，有的人認真地在一頁一頁地翻；不過也有的人拿起一本書看得津津有味；有的馬馬虎虎翻一下就放下了，似乎對這件事興趣不大；有一位還沒有翻幾本，就點著一根香菸，還遞給李普一根，兩人坐在沙發上一邊抽煙一邊聊起天來。看來，他們中間許多人也並不理解為何要如此大動干戈。
很久以後我才知道，我們家的抄家，是由王匡家被抄家引起的。王匡當時是中南局宣傳部部長，來中南局以前是廣東省委常委、候補書記，兼管過港澳工作。我們和王匡早在解放以前就認識了。王匡和李普同在新華社晉冀魯豫野戰分社，李普是社長，兩人成了好朋友。李普來中南局工作，是經過王匡向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推薦的。王匡的夫人田蔚和我同在新華社臨時總社，我們也成了好朋友。王匡由於管過港澳的工作，家裡不免有港澳的書報刊物。這就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港澳工作當時是不公開的，人們當然不理解這些書報的來歷。更要命的是在王匡書桌的玻璃板下壓著一張照片。這張照片上有李普和王匡，背面寫有每人的名字，有兩人沒有寫名字，一個寫的是報務員，另一個寫的是譯電員。這還了得！居然有報務員、譯電員，這不分明就是一張特務成員的名單和照片嗎？
這是一張什麼照片呢？說來話長。晉冀魯豫野戰分社有一位叫謝文耀的副社長，在一次戰鬥中犧牲了。他的夫人保留了分社全體人員的這張照片，洗了很多張，王匡和李普各得一張。王匡把每一個人的名字都寫在照片背面，只有兩個人的名字想不起來，只記得一位是報務員，另一位是譯電員，就這麼寫下來了。那時，前線分社自帶電臺，記者寫的稿子，都由譯電員譯成電碼，報務員用自帶的電臺發給總社，因此有譯電員、報務員。這樣簡單的事，只要問問當事人就能弄明白。而且，稍有常識的人也想得到，決沒有一個暗藏的敵特會把他的成員名單和照片堂而皇之地放在書桌的玻璃板底下的。但立功心切的人們卻如獲至寶，把它看成一個大收穫！
接著，就有了我們家的抄家。事有湊巧，在我家箱子裡找到了一粒子彈，還在桌上找到一張抄寫的電報號碼。這下好了，不僅有港澳報刊，還有特務名單、報務員、譯電員，還有抄好的電報號碼，又還有子彈。這不是板上釘釘，不是特務是什麼？
我們家怎麼會有子彈呢，無疑是紅衛兵掉在那裡的。我家曾住過兩三批紅衛兵，他們的東西就放在我家箱子裡。至於抄的電報號碼，那是我和我女兒干的。「文革」初期，我們收聽電臺的廣播，有一次聽到一個淒厲的女聲報她的臺標，然後報電報號碼，出於好奇，就抄下來，想翻翻電碼本，看看是什麼內容。結果沒有翻出來，想必人家用的是密碼。這張紙就隨手扔在一邊，想不到現在成了又一個「鐵證」！
但是，這也不能完全嘲笑那些人立功心切，因為李普的檔案裡明明白白留著一頂「特嫌」的帽子。1955年內部肅反，李普由於兩起冤假錯案的株連被「肅」住了。結論是他「不適合在黨委機關工作」，被調出中共中央宣傳部，這是當面告訴了他的。他不知道的是他從此屬於「控制使用的幹部」，更不知道檔案袋裡還擺著一頂「特嫌」的帽子。好了，在那些人看來， 「特嫌」之謎現在已經解開了，「特嫌」可以改成貨真價實的「特務」了。他們立功的機會來了！這個「特務」果然神通廣大，而竟打進黨的高級機關來了！但是他畢竟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你說他們這一功多大吧。
陶鑄被打倒的時候是黨內第四號人物，「包庇李普」算是他在中南局的「罪行」之一。他到北京以後「犯」下了更多更大的「罪行」，這一件就排不上了。
不過還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在我家抄到了我和李普同葉劍英的合影。那是1946年在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工作的時候照的。這個機構由中共、國民黨和美國三方共同組成，任務是調處日寇投降以後中共和國民黨的軍事衝突。葉劍英是這個常設機構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我當時做翻譯工作，李普是新華日報特派員兼新華社的特派記者。
這下可好了，連葉劍英都扯在裡面了，這個大案馬上又變成「要案」了！人物越大，案件越重要，這當然毫無疑問。葉劍英那時的本職是十八集團軍(八路軍加新四軍)的總參謀長，人稱「參座」。這回真是釣到大魚了！
我記得軍管的頭頭劉組長有一次提審我，沒有一個專案組的或中南局的人在座，滿屋子都是北京來的軍人，看樣子全是軍官。那氣氛真是嚴肅到了極點。他們一言不發，而劉組長提的問題，都是有關葉劍英的。我只是一個小翻譯，能知道什麼？只能實話實說，一問三不知。我當時完全蒙在鼓裡，不知道他們為什麼對葉劍英那樣感興趣。
原來這個「案子」又同我父親有很大的關係，應當說是有極大的關係才對。我父親是國民黨裡的一個官，說大不大，說小不算很小，特別是他的「背景」很不簡單。抗戰期間他做過國民黨政府軍委會後方勤務部特別黨部書記長，少將頭銜。這個「書記長」毫無實權，是擺樣子的，根本不能同我們這邊的「政委」相比。但是他的「背景」非同小可，他是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錢大鈞上將的親信。日寇投降後，錢大鈞接收上海，叫我父親當了上海市政府的人事處長。錢大鈞下臺，他也就回老家蘇州，棄政從商，當了蘇州四明銀行的經理。解放前夕，他對國民黨完全失望了，在我地下黨的領導下聯合當地士紳迎接解放，解放後送我的弟弟妹妹參軍，他自己參加了民主建國會，當了蘇州工商聯的副主任兼辦公室主任、市政協委員。但好景不長，他被打成右派，接著又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刑坐牢。到他死後，1989年才平反。
我這樣的家庭，當然不會被放過。這個案件上挂下聯，上至葉劍英，下至我父親，從北京到廣州、到香港。這個「特務網」越編越像真的，越編越大。有一個專案組的人直言不諱地問我：你父親派你到共產黨內來，你為你父親幹了些什麼？還有個人問我：「我們沒有飯吃才參加革命，反正至多是個死。你有吃有穿，是個大小姐，還上了大學，為什麼要革命、參加黨？」我說：「人除了吃飯，還有理想。」他說我這話毫無道理，是十足的狡辯，是一派胡言。從他說話的神情看得出來，他是非常嚴肅地說的，那是他的真心話。
他們已經肯定我是我父親派進共產黨內來的，我還能說什麼呢。我突然想到，我曾從我父親那裡搞到過情報。我就說：「我沒有為我父親做任何事情，反倒是從我父親那裡搞到了情報，如國民黨的『防止異黨活動方案』以及國民黨全部兵力的部署等等。」後來有人告訴我，他們果然去調查了，這些情報確實發到了延安，還得到了延安的表揚，不過我自己一直不知道，這在地下黨並不奇怪。這樣我才得到了「解放」。1972年我先「解放」了，然後李普才有「解放」的可能。嚴格說來，是我的家庭出身連累了他。入黨以後我無數次填表，這些事從來沒填過。這類事是一個共產黨員分內的事，是應當乾和必須干的，有什麼好填的呢。
其實還不止這兩件，我還曾利用那個後勤部的汽車，輸送過好多位地下同志通過青木關，離開重慶。青木關是走出重慶往北去的一個重要關口，檢查很嚴。我對後勤部的有關人員說，我有個朋友要搭便車，請你幫個忙。約定上車的時間和地點，就平平安安走了，而且不用花錢。但是這些事我不能說，走的人是誰，我沒見過面，姓名、時間、人數更說不清。我決心不提這些事，否則豈不是自找麻煩，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嗎？
那時，李普已被關單間隔離審查，我被關在辦公室裡接受審查，區別是我還可以定期放回家去洗澡。我每天要寫交代材料。我把我的家庭，參加革命的經過，接觸的人，做過的工作，事無鉅細都寫了。近年來讀到李銳的詩，其中寫延安整風的詩有這麼一句：「悠悠日夜舊山窯，恨不心肝挖出瞧」，我深有同感，當時我就是這種心情。
我想不明白專案組究竟懷疑什麼。有一天，我去找我的專案組組長，我對他說：「你把我關單間吧，你們究竟懷疑什麼，究竟還有哪些我沒說清楚，你只管問，我保證如實回答。如有半句假話，甘願受任何處分。」他並沒有把我關單間，只說：「你再想想還有什麼要交代的。」但我還是要感謝他和專案組一些有良知的同志。他們沒有冤枉我，如此錯綜複雜的大案、要案，經過跑遍全國的內查外調，終於煙消雲散，作了實事求是的結論。值得大書一筆的是，李普檔案中那頂「特嫌」的帽子也拿掉了，恢復了清白之身。所以，有朋友對李普說，他是「文革」的得益者。可是，這個「益」實在來得太不容易了！
前幾年李普才知道，首先要感謝的是他們政策研究室的蘇如拭和黃書泰兩位，又特別是蘇如拭，他們不相信李普是壞人，主動請求外調把這件事弄清楚，得到了軍管小組的批准。李普說，蘇黃兩位是他們政研室公認的兩個最守本分、最老老實實的人。最近我們到廣東，見到了當年研究室許多老朋友，李普為了再證實一下這件事，當眾問道：「老蘇，我檔案袋裡確實有一頂『特嫌』帽子嗎？」老蘇回答：「有啊。」
我想，我們真是運氣好，要是沒有他們兩位自告奮勇呢？
(南方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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