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想起這個題目的是前不久經濟學家雜誌社和國際戰略研究所在倫敦聯合舉辦的一場辯論會。辯論的主題是：經濟上崛起的中國在全球化中的角色。會上有兩種意見互不相讓：一種認為中國願意成為、而且正在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國際大家庭的夥伴，隨著經濟勢力的強大，它在國際事務中會發揮越來越積極和顯著的建設性作用。一句話，對世界大家庭而言，中國將成為一個守法的戰略夥伴。另一種意見則迥然而異，認為中國的崛起無論從經濟上看還是從國際政治上看都給國際社會增添了不穩定的因素。中國在經濟上的不公平競爭使得其主要貿易夥伴蒙受損失，在政治上對前南斯拉夫米洛索維其、伊拉克薩達姆、北韓金氏王朝等反文明的獨裁政權的同情和支持表明瞭它對全球秩序的破壞作用。西方國家在當前反恐鬥爭中爭取中國的支持實屬迫不得已，但是對中國決不能抱有幻想，因為它在本質上還是一個集權的不守法的國家。
有意思的是，持有這兩種不同意見的人在支持自己的論點時，都不約而同地用蔣彥永大夫和與蔣大夫有關的事件作為論據。支持中國政府的人提到，中國在去年處理非典型肺炎一事時所採取的公開透明的態度，表明瞭其正在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國際社會成員；而對中國政府持懷疑態度的人則馬上指出，在蔣彥永大夫和南方都市報冒著風險挺身而出揭露此事之前，中國政府的做法是當眾撒謊、欺騙世界輿論。只是當此事被蔣大夫和南方都市報揭露出來後，在國際社會的同聲譴責和巨大壓力下，出於懼怕招致國際制裁而引起的經濟損失，才激活了黨內的矛盾，並最終導致了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的去職。但是這兩人事後都迅速地安排了同等級別的職務。相反，在揭發這一事件真相中有功於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蔣彥永大夫和南方都市報負責任則都以莫須有的罪名被監禁。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辯論。辯論的雙方運用同一個事件，表述了兩種完全相反的觀點。當然我完全不可能同時贊成辯論雙方的觀點，但是我完全贊成參與辯論的雙方都默認的一種邏輯：即蔣大夫的命運或者說蔣大夫去年所涉及的那場事件與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作用這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繫。通過蔣大夫的命運，在判斷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時，我看至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
第一，中國政府還不是一個自覺的守法的政府。守法既包括遵守國內法，也包括遵守國際法。中國政府在這兩個方面的表現並不完全相同。在國內，這個政府基本上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它可以以國家的名義蠻橫地沒收公民的財產、拆除居民的住宅，拘禁包括蔣大夫這樣的任何在它看來反對它的人，至於黨禁、報禁、遊行集會禁、罷工禁、公民入國禁等等限制人民自由的惡行更是比比皆是。但是在國際事務中，中國政府的表現則不得有所收斂，多多少少還要應對一些國際社會的其它成員對其遵從國際法的要求。其實，這個政府在國內的所作所為才真正表明其本質，因為在國際上它的讓步只是當它實力不夠的時候的權宜之計而已。
第二，現有政治結構下的政府不可能帶領中國成為一個守法的負責任的國際大家庭成員。中國政府之所以無法無天，是因為沒有一個民主的政治制度來制約它。其實，任何國家的政府官員都有擺脫法律制度的制約、為自己牟取私利的可能。在國內事務中如此，在國際事務中也如此。問題是，如果有定期的民主選舉，有自由的新聞監督，有不同權力之間的相互制約，有一套對官對民一視同仁的健全的法律體系，即使那些官員想恣意妄為，也不得不對其法律和政治後果三思而後行。中國現行的政治法律制度離這樣的標準相距甚遠。
在未來的世界事務中，中國將成為一個負責任的成員還是成為一個有實力流氓，完全取決於未來的中國有一個什麼樣的政治法律制度。任何時候，只要蔣彥永大夫和大量像蔣大夫這樣的正直的中國公民還在監禁之中，只要他們仍然為說出真情和表述自己的見解而面臨牢獄之災的威脅，中國就不可能是一個自覺的負責任的國際大家庭成員。只要這個制度不變，在國際社會中，中國不僅不會隨著其實力的增長變成一個守法者，它反而會由於實力的增強而更加不守法。假如中國由於這個原因招致國際社會的譴責和制裁，中國人民不應該怨恨國際社會，而應該怨恨綁架他們、將他們帶入困境的獨裁和不守法的政府。
－－R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