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劉文彩這樣的惡人，我小時侯還學習劉文學這樣的英雄。劉文學這個人，現在年輕人可能知道得不多，但這名字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在中國大地可是如雷貫耳。劉文學有什麼英雄事跡呢？我被告知：一個地主階級分子偷生產隊地裡的菜，被劉文學撞見，我們的英雄少年懷著滿腔的階級義憤，與地主分子進行了堅決鬥爭－－要去檢舉他。反動透頂的地主分子拿出一元錢，想腐蝕我們的英雄少年，但被英雄少年嚴詞拒絕。於是地主分子惱羞成怒，掐死了劉文學。後來我國還出過個「劉文學式的好少年」，為的是一捆豬草，可惜我沒能記住名字。再後來，劉文學及「劉文學式的好少年」的名字，漸漸地被人遺忘，很少有人提起了。
劉文彩，劉文學，這兩個同出於四川，名字僅有一字之差的劉氏族人，成了我童年時代「壞蛋」與「好人」的典型代表。
漸漸長大了學會了自己動腦筋，學會了自己觀察事物。對劉文學這個原本光輝的形象，我逐漸有了新的認識。什麼認識呢？那就是劉文學這個人絕不是什麼捍衛社會主義集體財產的英雄，而是「極左」政治路線煽動的受害者。試想：劉文學事件發生的1959年11月18日，「地主階級」作為階級已經被消滅了10年之久，已經成為「貧下中農」，不但和所有的農民一樣面臨著飢荒的威脅，而且還遭受著額外的政治上的歧視，以及體力上的超負荷支出（那個時代，出身地主、富農和他們的子女在「大躍進」中，總是能分到更多的勞動配額）。在當時「一大二公」、「大辦食堂」而食堂又無可以維持人們生計的必要糧食的情況下，偷生產隊的東西充飢或換錢是很普遍的情況，只能被理解為求生的本能。我想，作為隊裡看菜園者的劉文學，絕不會沒有看到過「貧下中農」們偷吃、偷拿隊裡的東西的事情發生，然而，直到遇到這個昔日地主之前，劉文學並沒有成為英雄。
姑且不論這個「地主分子」以前究竟是魚肉人民的惡霸，還是靠辛辛苦苦積累財富逐漸富裕起來的農民，但想想這是在1959年，那麼這個「地主分子」肯定已經不再是什麼有錢有勢的人了。對於昔日的地主，今日的貧下中農、社會弱者，劉文學並沒有什麼同情心。在那個時代給他的教育就是地主是「階級敵人」，是另類，是賤民，不但要時刻警惕，還可以任意欺負。這種不同情弱者，反而對落難者落井下石的思想，是我們國家國民的一大惡劣天性。在解放前，當官僚資產階級、地主惡霸橫行的時候，窮人是弱者，但很多人卻趨炎附勢，主動去當這些壓迫者的幫凶與幫閑。解放以後，窮人翻身了，然而卻又按照思想和以前的財富，再次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還是一些人壓迫另一些人，儘管這些人經過土地改革、公私合營已經變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因此，還是很多人，再次做了趨炎附勢的勾當，他們繼續對弱者落井下石。到了改革年代，時代造就出一批靠非法手段斂聚財富的暴發戶，一批腐敗官僚，又有一些人繼續充當強者的幫凶與幫閑，他們不指責腐敗官僚把國企搞垮，不指責「富翁」們為了發財傷天害理，而是指責工人「懶惰」，說這是「陣痛」。是啊，不同情弱者，據說這叫「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據說這是很符合生物學進化道理的。
就有這麼一些人，他們像戲台上川劇的變臉，什麼時代都能與當時的權勢巴結上。他們在舊社會叫「富貴」，到文革叫「衛東」，到新時代叫「旺財」。他們拋棄良心，在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唱著虛假的高調，宣揚看似莊嚴神聖實則荒謬絕倫的「理論」與「道德」。而這種「道德」，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是「吃人」的道德；這種「理論」，在我看來是「吃人」的理論。我當然不能說劉文學就是這種人，因為他不過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孩子，他幼小的生命，就是被這吃人的「道德」和「理論」所吞噬。但是，問題在於他不僅僅是吃人道德理論的犧牲品，他還是吃人道德理論的幫凶。如果他能有一些同情心，能有一種公允的眼光看待那個偷菜的賤民，我想，他的生命不但可以延續，而且還會讓我們這些新一代人肅然起敬。
至於《劉文彩真相》這本書所透露的，由於跟我以往被灌輸的知識幾乎截然相反，我既不是當事人，又沒有實地調查過，因此我不敢武斷地斷定哪個是真哪個是假。因此，在對《劉文彩真相》一書的態度上，我從沒有敢妄下結論，一直在以一種旁觀的角度來觀察。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比如我新買的《我的父親貝利亞》一書中所透露的事實，與我以前瞭解到、對貝利亞的「蓋棺定論」也是截然相反。但是我認為，在經歷了這麼多截然相反以後，我對這些歷史事件瞭解不是更糊塗，而是更清楚了。
俄羅斯當代出版社為貝利亞之子謝爾戈．貝利亞的《我的父親貝利亞》作序時寫到：「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同等意義上接受他的結論和評價，這很自然。但是讀者應當承認，每個人都有權利表達自己的觀點，用自己的方式來認識時代和各種事件..….這本書是否人人看了都真實，就讓時間來裁決吧！」這個評論我非常贊同，我相信，《劉文彩真相》一書是否經得住歷史的裁決，不是任何人現在能決定的，而只有時間才能決定，任何想以自己的幾句口號和幾頂帽子來代替歷史的裁決的人，他的任何努力注定是徒勞的，也許會得一時之逞，但他們必將遭到歷史的無情審判和我們的無情嘲弄。
任何一本以嚴肅態度描寫歷史的書，都會給我們帶來一些歷史細節，可以讓我們以另外的角度以及更清晰的眼光看待歷史。這沒有錯，因此我認為對歷史書籍的作者的勞動，應當尊重。然而，就有那麼一些人，他們不想我們瞭解的更多，他們只想讓我們知道他們認為能夠讓我們知道的。這種他們想讓我們知道的東西，有的經過閹割，有的經過篡改，有的則是徹底的無中生有。每當有他們不願意看到的材料問世，他們都會急不可耐地跳出來，「乏走狗」、「接受雇佣」、「反華勢力的幫凶」等帽子漫天飛－－對，資產階級政客在污蔑偉大的十月革命時，也試圖把「德國參謀本部的間諜」的頭銜加給列寧。然而歷史證明，這些從陰暗角落裡射來的毒箭，反而證實了他們自己的渺小和無能。我今天談論劉文彩，根本不是為這個跟我們八竿子打不著的惡霸地主辯護，而是為了維護我們自己的知情權－－我們有這個權利，任何人休想剝奪我們的權利。
不過，作為對作者個人的建議而言，我還是覺得笑蜀先生最好不要選取劉文彩這樣的人來描寫。因為首先，即使劉文彩的「水牢」等東西並不存在，但他作為舊中國地主階級的典型代表一點不冤枉他，他畢竟有很多殘酷壓迫、剝削勞動人民的罪行。選取他作為研究對象，一開始就會把自己放在「為權勢說話」的不利地位上（當然，現在他早已不是什麼「權勢」了）；其次，俗話說狗急跳牆，也有很多人就是靠炮製劉文彩的「水牢」起家出名、當官發財的，選取他作為研究對象，勢必斷絕這些人的生路財路官路，必然會遭到這些人的垂死反抗。而他們的反抗，至少是得到當權者支持的，而笑蜀先生卻孤軍奮戰，力量不成正比；還有一些人，比如那個從沒坐過水牢而一提起水牢居然就能淚流滿面的超級演員，她實際上是被形勢所迫，也是受害者，文章中對她似乎有些苛刻了。
無論如何，我希望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裡，不要再出劉文彩，也不要再出劉文學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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