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制度之惡，莫過於對民情的毒化
丁作明的死讓我想起了孫志剛，也讓我想起了文革中和對法輪功的暴行。如果放在過去的時代，如果沒有「殺父之仇」這樣痛徹肺腑的仇恨，怎麼可以想像出會將一個人活活打死？而到了共產化的時代，人性的淪喪竟然到了這樣的地步。是罪惡的制度將人變成了禽獸！這樣的事發生在執法機關，是對規則的蔑視，對文明的嘲弄，也昭示了中國社會蠻荒化、野蠻化的殘酷現實。中國社會包括執法人員在內還遠遠沒有學會對規則的尊重，更不要談養成遵守規則的習慣。中國通往現代文明的道路將變得無比的艱難。
「惡人」是制度養成的
惡制不除，大如毛澤東、江澤民等，小如張桂全、王進軍、趙金喜、紀洪禮、彭志中之類的「惡人」就會源源不斷、前仆後繼地從這塊土地上生長出來。正如惡人的臉上從來也不會寫著「惡」字一樣，罪惡的制度也從來不會為自己貼上「惡」的標籤。共產主義制度仍然以「解放全人類」的崇高而美麗的光環在中國受到至尊的禮遇。儘管它一如既往猶如一隻怪獸般吸取中國人的魂魄、吞噬了天文數字般中國人的生命。文革不是孤立的事件，法輪功也不是孤立的現象，我只看到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共產怪獸仍在吃人！告別共產主義需要更多的人從共產迷霧中走出來。
罪惡的制度往往是由惡人和善人、貪官和清官、壞人和好人們共同來維護的。
是誰造成了中國農民的負擔問題？
首先是縣、鄉、村基層政權和官僚的腐化、黑社會化，這個層次是農民最直接面對、也具有最深切直觀感受的；
第二，分稅制的實行使這一問題空前加劇。中國農民的負擔問題「表現在基層，根子卻出在中央」。朱鎔基為什麼要搞分稅制？目的是解決中央的財政危機。通過分稅制朱鎔基將主要財源都控制在中央，中央財政危機雖得以暫時緩解，但基層政權卻只有對農民變本加厲地加倍搜刮方能維持。這也是農民減負為什麼出現「兩頭熱，中間冷」、越減越重（農民、中央兩頭熱，基層政權冷）的根本原因。
第三，再往深一層分析，則應歸因於制度。共產黨政權本質上是一個專制的政權，而財政危機則是專制政權難逃的宿命。過去的封建王朝很少不是由於財政危機而垮臺的，中共政權也不會例外。由於專制政權總是想方設法地對國民進行監視、控制，必然要搞出一個很龐大的國家機器。中共政權是一個極權制度的政權，講究的是「無微不至」的監控，因此中共建立了中國有史以來最龐大的國家機器，而且這個國家機器在官本位的刺激下又存在著難以遏制的自我膨脹的衝動。國家機器的運轉要靠財政來維持。經濟停滯、社會矛盾的不斷加劇、官僚腐敗的惡化都會成為加深財政危機的因素。中共政權的財政危機其實早就出現了，這些年它通過不斷地「甩包袱」而得到暫時的緩解，卻也導致了一系列的嚴重社會問題，農民負擔問題只是其中之一（另外如教育問題等）。
中國二千多年的專制社會，簡言之，一直存在著兩大利益集團，一個是權勢集團，一個是無權勢的民眾。中國共產化的結果，並沒有改變這一基本格局，但卻分化出一個城市集團和一個農村集團。城市集團以工業、工人為主體，農村集團則以農業、農民為主體。出現這樣的分化，並非只是由於毛澤東的天才和浪漫的設想，而是源於帶有極權性質的共產理論。與希特勒的納粹極權理論主要建立在民族優劣的基礎之上不同，馬克思的共產極權理論則是建立在階級優劣的基礎之上。工人階級被認為是「最優秀的階級」，代表了「歷史的方向」，而共產黨則是「最優秀階級」中「最優秀的」（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自然就獲得了不可挑剔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共產政權搞城鄉隔離並不偶然。城鄉隔離的結果就是絕大部分的資源為城市集團所控制，而佔中國人口最大部分的農民群體則整體性地被排斥在現代文明之外，只能靠農村極為有限的生存資源而打拼。中國農民的悲慘命運作為一個制度化的產物也就在劫難逃了。這也正是形成中國農民問
題最基本的根源。
分稅制實際上是中共為了維持自身政權的生存，強化城市集團而打壓農村集團的又一「大手筆」。其結果就是將中共的基層政權進一步推向農村，從而處於一個與農民直接對立的位置、並為了農村那麼一點極為有限的生存資源而與農民展開了殊死的搏鬥。中共的基層政權則是農村中的權勢集團，具有無可爭辯的強勢，中國農民只有被徹底推向死亡的邊緣。《中國農民調查》正是掙紮在死亡邊緣線上的中國農民真實生活的寫照。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從來都不會代表什麼人民的利益，他們從過去到現在所做的，最核心的只有一條：就是維持自身政權的生存。
因此農民負擔問題在現有體制內是不可能解決的，這個結論有些殘酷，但卻是實實在在的。中國農民和中共基層政權的這場「戰爭」（如此濃烈的血腥、殘酷，誰又能說不是戰爭呢？），還會持續地打下去。用一個比較形象的說法，中國農民和中共基層政權的這場「戰爭」就好比是一大群乞丐與一隻餓狗之間，為了一點殘羹剩飯而展開的一場殊死的爭奪。其殘酷慘烈的程度自然可想而知。如果說是毛澤東將中國農民變成了乞丐，那麼卻是朱鎔基將中共的基層政權變成了餓狗。顯然，正是「黨中央、國務院」一手製造了這場戰爭，而諷刺的是它卻超然地唱起瞭解決農民負擔問題的高調，一道道紅色聖旨下去如泥牛入海，證明農民負擔絕不是靠「紅頭文件」就可以解決的。不過仍然應該向那些體制內為瞭解決農民負擔而奔忙的記者、官員、學者們表示敬意，感謝他們。
寫給農民朋友的話
中國農民的出路何在？改變自身悲慘、受宰割的命運，只有靠自己。而成功的可能則最終取決於你們團結和組織的程度。你們直接面對的是中共的基層政權，紅色聖旨仍然是有效的。他們擁有暴力，而你們卻是他們的衣食父母，這正是你們的力量之源。而且，是你們養育了13億中國人，在中國，你們絕對不是無足輕重的一群人。
2004年2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