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4-01-17 00:22:00作者:陳璧生
那是一個陰沉的深秋,秋風落葉的聲音為這片冷漠的天地帶來絲絲寒意。我站在路邊的候車亭一角,等待著下一輛公共汽車。不久走過來兩個拄著枴杖,一樣矮小,一樣單薄的老婦人。我看著這兩個矮小的老婦人向候車的人們伸出手,嘴裡一面不斷地叨念著什麼。許多濃妝厚抹的小姐,西裝革履的先生,根本上沒有轉過頭或者低下頭去看他們一眼,彷彿那企求的聲音根本上不曾存在。這時一個老人走到我的身邊,顫顫著向我伸出一隻又粗又大的手。我轉頭看了一眼,一陣顫慄攫住了我的心,那是一張多麼蒼老的臉啊!就像一片即將剝落的老樹皮,皺紋刻滿了她的額頭與臉,牙齒幾乎全部脫盡了,上唇和下唇都深深的往裡陷。她身上的土藍色衣服很老很舊,但是有一種別的乞丐沒有的整齊,甚至讓人感到一種樸素的威嚴。這樣的一個老人站在我的旁邊,就像一片在秋風中飄零下來,卻找不到土地的落葉,人怎麼被摧殘到了這一步!
我把身上的一點零錢給了她,她突然說:「老啦,走不動了。」然後用枴杖尖戳戳自己的布鞋,大聲說:「腳壞了。」她見我不大懂的樣子,便坐在地上,除去一隻鞋伸出一隻赤腳。我蹲下去看,那隻腳,居然已經變形到了連一個腳趾也辨認不出來的程度!整個腳板好像被什麼東西擰過,扭成一團一塊,看得我的心直抽搐,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老人繼續說:「八十三了,走不動了……」為什麼一個如此蒼老病殘的老人,要淪落到這冷酷的異鄉沿街乞討!我問她:「您家在哪裡?您應該回去養傷的。」「我是安徽的。」老人說著,眼眶已經紅了起來,「我老伴三年前就死了,兒子不肯養我,家裡我又沒有自己的地種,所以就出來了。」她邊訴說著邊抹著淚水,兩鬢的長長的白髮在秋風裡抖動。這張臉上的皺紋,像刀一樣在我心裏來回刻劃,這隻畸形的腳板,像一塊燒紅的烙鐵一樣烙在心口,四周的空氣,陰成一塊的天,冰冷的風,麻木的臉,一齊向我擠壓過來,我感到一陣陣的窒息,淚水不斷地在眼眶中打轉,我急忙掏出錢包,多拿一點錢放到老人的手中,逃跑似的上了車。
這樣的老人我們幾乎每天都見過,只不過這一次,那張經歷了八十三年滄桑的臉與那只畸形的腳板帶給我更多的驚心動魄。這種情況為什麼會那樣氾濫,那樣頻繁地發生?當我讀著魯迅先生對國民冷漠、怯懦、麻木、殘忍的批判,當我讀著野史雜記透露出來的正史所沒有的真實中國歷史的描述,我總覺得我們的頭腦,還不是現代人的頭腦,還處在「歷史」之中。我們的頭腦深處,事實上還萌生不出一點基本的有現代精神的尊嚴意識,自由意識,悲憫意識。任何現代思想進入這個古老的國度,便像一小塊冰投入一大盆開水之中,一下子化得蹤影全無。我的家鄉是南方沿海一個不算太窮的鄉村。從我小時候開始,每有外省人到我們村耍雜技,那天便成為小村莊一個小小的節日,人們便會紛紛跑去觀看。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放臼。通常是一個大人,叫一個五六歲到十多歲不等的小孩子,雙手握著一根一米長左右的小木棍,垂在前面。然後那個大人當場把小孩的雙臂臂關節放脫臼,那孩子痛得眼淚直流。接著大人抓住棍子,凶殘地向後猛地一翻,棍子活生生地以小孩的雙臂為半徑翻了大半圈,飽受這種折磨的孩子通常痛得大叫一聲甚至大哭起來,於是圍觀的看客們倒吸一口冷氣,嘖嘖起來。等人們觀賞夠了,表演的大人就把小孩的脫臼接上,接著向觀眾要錢。這樣往往多多少少能得到一些錢。另一種自殘的方式是用尖刀往手腕一插,橫穿手腕,頓時血流如注,照樣舉著插了尖刀的手向觀眾要錢。小時候我就是圍觀的看客中的一員。我覺得我們對別人的苦難有一種欣賞的心理,而且自己越是處在苦難之中,對苦難欣賞的興趣就越大。我們的同情、憐憫已經徹底地消失,在欣賞苦難之後只有由衷的滿足與愜意。對我們這些麻木、冷漠著的人,就算看殺牛、殺羊、殺雞也會感到快樂,更不用說是看著同類的自殘。當魯迅在《藥》中寫到觀賞殺頭的人們「頸項都伸得很長,彷彿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著」,他真不知道是多麼絕望痛苦。看客的心態早已像頑固的毒素一樣注入我們這個民族的深層心理,並且成為這個民族民族性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最可怕的還不是我們的麻木,而是我們對自己的這種麻木的冷漠與麻木。這種雙重麻木使我們自我感覺良好地縱凶行惡。我們每個人的心靈深處都共同分擔著這樣一種醜陋、卑劣、無良的劣根性,我們該如何是好,我們該如何去自我救贖?
魯迅筆下的祥林嫂終於在冰天雪地的大年夜悲慘地死去。魯迅把祥林嫂推向這樣一個結局,是他對這個早已在骨髓裡冷漠、麻木的社會最憤怒,最悲愴,也是最絕望的控訴。不要以為魯四老爺,阿Q,七斤們可以躲過祥林嫂的死的責任。事實上,正是那些同樣在苦難中掙扎,同樣受盡官吏鄉紳剝削,同樣朝不保夕的人們的冷酷、愚昧把祥林嫂推向死亡--而且是絕望的、無比恐懼的死亡。祥林嫂的苦難與最終的死亡,同樣有阿Q,七斤們的一份罪。我不知道對一個萬里背井離鄉,在淒秋,繼而是寒冬中沿街求乞的八十三歲的老人來說,等待著她的將是什麼樣的一種命運。我不知道當她被凍得發僵發硬,當她徹底走不出最後一步的時候,上蒼會怎樣處置這一條生靈。同時,當上蒼知道正是這條生靈的兒子、周圍的一切同類把她逼下地獄的時候,上蒼會怎樣懲罰這個無望冷漠心如鐵石的族類。我們誰也逃脫不了對這個世界苦難的責任,任何苦難的造成都有我們或大或微的一點動力,那深如溝壑的皺紋間有我們共同的一份罪惡,每一滴傷心欲絕的淚水都有我們共同的一份罪惡。正是他的兒子的惡把這個可憐的老人拋向異鄉的街頭,而正是我們共同的惡讓她至今仍然流浪街頭像樹葉一樣在這蕭殺的秋風中無助地飄零。或許有人認為這是政府的責任,但是在這樣的時代,只有通過我們每一個人對罪惡與苦難的道德調劑,才有可能使這些苦難減少一點,緩和一點,使這些無依無靠的人們感受一點生命的溫暖。
我們的生命是及其渺小、脆弱的。不幸的是我們幾乎不曾認識自己的渺小與脆弱。只有真正體味到我們面對自然、面對歷史的那種渺小、脆弱,我們才會懂得要敬畏生命,我們才會懂得怎樣珍愛這個族類的任何一個生靈,我們才會懂得去愛我們自己與他人,去憐憫自己的生命與他人的生命。在我們這個族類的每一條生命,任何尊嚴、自由,都是互相滲透、融合的,尊重別人的尊嚴、自由就是尊重自己的生命與人格。憐憫別人的苦難就是憐憫自己生命的渺小與虛無。對這個族類的一切罪惡與苦難,我們都不是旁觀者,而是施予者,而對一切罪惡與苦難的拯救,我們同樣不是旁觀者,而是切切實實的參與者。一個真正尊重自己的人,必然同時尊重整個族類,對苦難的冷漠、麻木,對尊嚴的踐踏,對自由的侵犯,事實上都是對自己良知與尊嚴的褻瀆。
我們距離麻木有多近,我們距離拯救就有多遠,我們距離冷漠有多近,我們距離一個人道、自由的世界就有多遠。
我把身上的一點零錢給了她,她突然說:「老啦,走不動了。」然後用枴杖尖戳戳自己的布鞋,大聲說:「腳壞了。」她見我不大懂的樣子,便坐在地上,除去一隻鞋伸出一隻赤腳。我蹲下去看,那隻腳,居然已經變形到了連一個腳趾也辨認不出來的程度!整個腳板好像被什麼東西擰過,扭成一團一塊,看得我的心直抽搐,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老人繼續說:「八十三了,走不動了……」為什麼一個如此蒼老病殘的老人,要淪落到這冷酷的異鄉沿街乞討!我問她:「您家在哪裡?您應該回去養傷的。」「我是安徽的。」老人說著,眼眶已經紅了起來,「我老伴三年前就死了,兒子不肯養我,家裡我又沒有自己的地種,所以就出來了。」她邊訴說著邊抹著淚水,兩鬢的長長的白髮在秋風裡抖動。這張臉上的皺紋,像刀一樣在我心裏來回刻劃,這隻畸形的腳板,像一塊燒紅的烙鐵一樣烙在心口,四周的空氣,陰成一塊的天,冰冷的風,麻木的臉,一齊向我擠壓過來,我感到一陣陣的窒息,淚水不斷地在眼眶中打轉,我急忙掏出錢包,多拿一點錢放到老人的手中,逃跑似的上了車。
這樣的老人我們幾乎每天都見過,只不過這一次,那張經歷了八十三年滄桑的臉與那只畸形的腳板帶給我更多的驚心動魄。這種情況為什麼會那樣氾濫,那樣頻繁地發生?當我讀著魯迅先生對國民冷漠、怯懦、麻木、殘忍的批判,當我讀著野史雜記透露出來的正史所沒有的真實中國歷史的描述,我總覺得我們的頭腦,還不是現代人的頭腦,還處在「歷史」之中。我們的頭腦深處,事實上還萌生不出一點基本的有現代精神的尊嚴意識,自由意識,悲憫意識。任何現代思想進入這個古老的國度,便像一小塊冰投入一大盆開水之中,一下子化得蹤影全無。我的家鄉是南方沿海一個不算太窮的鄉村。從我小時候開始,每有外省人到我們村耍雜技,那天便成為小村莊一個小小的節日,人們便會紛紛跑去觀看。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放臼。通常是一個大人,叫一個五六歲到十多歲不等的小孩子,雙手握著一根一米長左右的小木棍,垂在前面。然後那個大人當場把小孩的雙臂臂關節放脫臼,那孩子痛得眼淚直流。接著大人抓住棍子,凶殘地向後猛地一翻,棍子活生生地以小孩的雙臂為半徑翻了大半圈,飽受這種折磨的孩子通常痛得大叫一聲甚至大哭起來,於是圍觀的看客們倒吸一口冷氣,嘖嘖起來。等人們觀賞夠了,表演的大人就把小孩的脫臼接上,接著向觀眾要錢。這樣往往多多少少能得到一些錢。另一種自殘的方式是用尖刀往手腕一插,橫穿手腕,頓時血流如注,照樣舉著插了尖刀的手向觀眾要錢。小時候我就是圍觀的看客中的一員。我覺得我們對別人的苦難有一種欣賞的心理,而且自己越是處在苦難之中,對苦難欣賞的興趣就越大。我們的同情、憐憫已經徹底地消失,在欣賞苦難之後只有由衷的滿足與愜意。對我們這些麻木、冷漠著的人,就算看殺牛、殺羊、殺雞也會感到快樂,更不用說是看著同類的自殘。當魯迅在《藥》中寫到觀賞殺頭的人們「頸項都伸得很長,彷彿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著」,他真不知道是多麼絕望痛苦。看客的心態早已像頑固的毒素一樣注入我們這個民族的深層心理,並且成為這個民族民族性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最可怕的還不是我們的麻木,而是我們對自己的這種麻木的冷漠與麻木。這種雙重麻木使我們自我感覺良好地縱凶行惡。我們每個人的心靈深處都共同分擔著這樣一種醜陋、卑劣、無良的劣根性,我們該如何是好,我們該如何去自我救贖?
魯迅筆下的祥林嫂終於在冰天雪地的大年夜悲慘地死去。魯迅把祥林嫂推向這樣一個結局,是他對這個早已在骨髓裡冷漠、麻木的社會最憤怒,最悲愴,也是最絕望的控訴。不要以為魯四老爺,阿Q,七斤們可以躲過祥林嫂的死的責任。事實上,正是那些同樣在苦難中掙扎,同樣受盡官吏鄉紳剝削,同樣朝不保夕的人們的冷酷、愚昧把祥林嫂推向死亡--而且是絕望的、無比恐懼的死亡。祥林嫂的苦難與最終的死亡,同樣有阿Q,七斤們的一份罪。我不知道對一個萬里背井離鄉,在淒秋,繼而是寒冬中沿街求乞的八十三歲的老人來說,等待著她的將是什麼樣的一種命運。我不知道當她被凍得發僵發硬,當她徹底走不出最後一步的時候,上蒼會怎樣處置這一條生靈。同時,當上蒼知道正是這條生靈的兒子、周圍的一切同類把她逼下地獄的時候,上蒼會怎樣懲罰這個無望冷漠心如鐵石的族類。我們誰也逃脫不了對這個世界苦難的責任,任何苦難的造成都有我們或大或微的一點動力,那深如溝壑的皺紋間有我們共同的一份罪惡,每一滴傷心欲絕的淚水都有我們共同的一份罪惡。正是他的兒子的惡把這個可憐的老人拋向異鄉的街頭,而正是我們共同的惡讓她至今仍然流浪街頭像樹葉一樣在這蕭殺的秋風中無助地飄零。或許有人認為這是政府的責任,但是在這樣的時代,只有通過我們每一個人對罪惡與苦難的道德調劑,才有可能使這些苦難減少一點,緩和一點,使這些無依無靠的人們感受一點生命的溫暖。
我們的生命是及其渺小、脆弱的。不幸的是我們幾乎不曾認識自己的渺小與脆弱。只有真正體味到我們面對自然、面對歷史的那種渺小、脆弱,我們才會懂得要敬畏生命,我們才會懂得怎樣珍愛這個族類的任何一個生靈,我們才會懂得去愛我們自己與他人,去憐憫自己的生命與他人的生命。在我們這個族類的每一條生命,任何尊嚴、自由,都是互相滲透、融合的,尊重別人的尊嚴、自由就是尊重自己的生命與人格。憐憫別人的苦難就是憐憫自己生命的渺小與虛無。對這個族類的一切罪惡與苦難,我們都不是旁觀者,而是施予者,而對一切罪惡與苦難的拯救,我們同樣不是旁觀者,而是切切實實的參與者。一個真正尊重自己的人,必然同時尊重整個族類,對苦難的冷漠、麻木,對尊嚴的踐踏,對自由的侵犯,事實上都是對自己良知與尊嚴的褻瀆。
我們距離麻木有多近,我們距離拯救就有多遠,我們距離冷漠有多近,我們距離一個人道、自由的世界就有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