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八五年秋，在德國學習完畢之後，我還是毫不遲疑地打起行裝，牽著妻子的手，一同回到闊別數年的北京。舊日的朋友少不得聚會一場。一位在我走後已名滿京城的作家朋友眼皮抬也不抬地對我說：「文化革命中，我們有的朋友總是責怪上一輩：當初你們回國來干什幺？我看，你兒子總有一天會問你這樣的問題。」
當時我只是付之一笑，但「六．四」的一聲槍響把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馬列主義粉碎得無影無蹤。當我被街上蓽蓽剝剝的槍響和聲嘶力竭的哭喊從睡夢中驚醒，望著身邊也被驚醒的妻兒，首先想到的就是這位作家朋友當初的話，此時他業已身到北美。
最近在網上讀到北美有了沙盤推演的專家，終於從學術上證明了，在「六．四」的關鍵時刻，學生的所作所為使得政府除了下臺之外只有開槍一途。我不禁想到，那幺推而廣之，若是林彪當年不去謀害偉大領袖毛主席，若是劉少奇對毛主席絕對俯首稱臣，若是京漢鐵路工人不罷工，若是劉和珍與她的同學們沒有到總理府去請願，甚至若是康、梁等人沒有公車上書，……。或許這談得太遠了。但我記得，就在「六．四」開槍之前不幾天，不知為何，一張黨報上居然刊登了段祺瑞的子女回憶當年慘案的文章，指在學生與軍警衝突達到高潮之際，有軍警情緒失控，開槍射擊學生。段祺瑞在後堂聽到之後捶胸頓足，連連嘆道「壞了我一生的名節」云云。無論事實果真如此，或是段祺瑞的後人為先人遮羞，段祺瑞最終是離開了總理府，魯迅先生的千古文章也上了我們的課本。
巴金先生倡議建造的文革博物館，在雨後春筍般的高級飯店紛紛落成之後仍無半點動工的意思，淡淡的血跡很快就瞭然無痕。記得還是在國內讀書的時候，湖南家鄉的熟人來訪，講起了玩笑。說是文革之後一群文藝界湖南籍同人在京城湖南飯館「曲園」聚餐，慶祝劫後餘生。「三家村」的廖沫沙先生一到，看見濟濟一堂這許多人便作感慨狀：「咦！還有這許多湖南人，看來還可搞得一次文化大革命！」後來我見到廖先生的女公子也未有機會求證此事。現在離我聽到這則傳言的時間也有十多年了。我在北美長大的兒子，不要說不知道林彪、江青是何方神聖，就是他也曾身歷其境的「六．四」衝突中的精英，如若不是偶然聽到在他看來已是老得掉牙的音樂錄音，也絕對想不起來侯德建這位傳奇式的人物。而我終於沒有辜負我的作家朋友的責難，我的兒子再也不會問起那使我難堪的問題。但對於我曾經度過童年與少年時代的土地上每每發生的衝突險情，血濃於水的親情總是時時使我報以極大的關注。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向前看」最終沒有使我們聰明多少，衝突一起便又是血流成河。我願把文化革命的點滴記憶放進網上虛擬的文革博物館中，積少成多，總能警誡一些世人，或許可以在下一次的衝突中少開一些槍，少流一些血。
文化大革命先期的「造反」往往是文革史家的焦點。而「造反」似乎是政治「成份」和「出身」之爭的結果。所以談文革，不談「成份」和「出身」不行。網上對於文化革命中那副對聯，以及紅衛兵的產生有了很多的討論，尤其是德國仲維光先生的大作《「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誕生史實》（載於本刊ｚｋ９６１２ｃ──編者注）一文講述了他在清華附中當時的經歷，文筆精彩，分析透闢，那裡又是惡名昭著的紅衛兵組織誕生的搖籃，對其本身似乎不用我再來續貂。後來又有一位徐女士提出不大相同的見解（見徐浩淵：《我的反思──給老三屆的夥伴們》載於本刊ｚｋ９７０６ｄ──編者注）。但都提到當時的局面很有些受到北京四中的影響。我本來想等一位四中的校友出來唱和一篇，但久等不至。於是我就不揣冒昧，回憶我所知道的一點情況。
人的「成份」，中國歷來很注意。有所謂「九品中正」云云，以致有清一代便定下了鐵帽子王，居然還可以「世襲罔替」。共產黨本是一支農民起義式的組織，當然不脫中國自古就有的傳統。但凡是一個新的朝廷建立，自要樹立一個等級制度。分封元帥將軍，制定二十幾級的文官等級就是這一制度的外在形式。然而正當人們高唱「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彷彿跟著共產黨走，共產黨就一定會讓你跟著走的時候，人們才發現，共產黨還有另一套辦法在組織著這一迅速壯大著的隊伍。共產黨不是傻子。今天老子得勝了，你跟我說堅決擁護共產黨，要是明天國民黨回來了呢，你會不會又堅決擁護國民黨呢？中國的傳統政治是你死我活的生存競爭，來不得半點疏忽。不能像在美國，今天你擁護民主黨，四年以後，僅僅因為物價指數上升了兩個百分點，你就轉而投票支持共和黨，這在我們用特殊材料製成的共產黨人來講是匪夷所思的，也是大逆不道的。那幺，又如何來甄別這四萬萬五千萬人呢？這就用得著唯物主義了。就是看你在我這裡是得到的多呢，還是失去的多。共產黨毫無疑意地相信這一點，「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而且還要作定量分析。失去五畝土地是富農，失去六畝就是地主了。共產黨從馬上得天下，一開始就劃分成份，實際上他急於要知道的就是這個人海大國的每一份子對他的忠誠度。當然，後來發現自己也不是鐵板一塊，所以才有了除成份之外還有一個「站隊」或曰「路線」的問題，所謂「路線對了頭，一步一層樓」。指的就是這個意思。此是後話。
因此上，成份的劃分實際上是除行政級別劃分之外的一個忠誠度級別的劃分。共產黨認為這個系統才是真正有意義的系統。所以一個目不識丁，翻身作主人的街道委員會主任應該比一個行政十三級的公司留用經理更可信賴。大概章乃器等人就是吃了不懂共產黨這個道理的虧，以為他這個糧食部長夠吵架的資格了。多少年之後，當我與章先生的公子章立凡在內蒙的炕頭上臧否時政時，他也承認乃父的莽撞。但是當「六．四」一起，這位公子又血脈賁張，以為有機會可以救天下了，充當起統戰部長閻明復與天安門學生領袖們之間的傳話人。但其後果則是閻先生丟了官，他也險些牽扯進去。這就是不懂共產黨的遊戲規則。所以毛澤東就反覆地說：「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毛是不願意把話說透，但是你自己得留神。
成份的問題如此重要，所以共產黨從一掌權就在處心積慮地進行。在城市中，還有其它的尺度在衡量一個人的社會位置，比如你是美國留學，你可以是大學教授，一個月拿上三佰多塊錢，共產黨的書記有時也會對你笑上一笑；又比如你是國民黨起義將領，你可以參加個民革，每個月去參加一次會，然後回家真心誠意地對家人說：「共產黨硬是了不起！」其原因不外乎是張書記或者李支書讓他也坐在主席台上了。
然而在鄉間就沒有這幺舒服了。那裡只有一個標準，就是成份。實際上在中國農村，自共產黨一接手政權，成份問題就是那些手中有了幾畝土地，又不捨得落荒而逃的人們頭上的緊箍咒。為了這道咒符，不知道死人凡幾。直到今天，我們仍然無法確切得知，到底中國的鄉村有多少僅僅因為成份一項而在共產黨政權下亡命九泉的精確數字。在研究生院教我德文的一位專家，在參加土改運動時，曾親眼見到在廣西鄉下把富農地主活活打死，然後把內臟掛到樹上。我的一位好友，其父在抗日戰爭時是個共產黨軍隊高級將領，進城後做到華東工業部的部長，但大災荒的三年裡也不敢接濟鄉下的祖父，只因其成份是富農，以致餓斃。對於統治者而言，如果說中國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好的老百姓，那幺，中國農村的老百姓則是這最好的老百姓中的皎皎者。他們是沉默的一族，你永遠無法得知他們是如何承受難以想像的苦難。「成份」只不過是在眾多苦難中再加上已經看似無足輕重的一道枷鎖。只是我們在哭訴自己不幸的時候很難聽到他們的聲音罷了。從王友琴先生的研究《「文革」中的迫害同學：事實與分析》（載於本刊ｚｋ９７０７ｄ──編者注）一文中就可以找到這樣的例子：「在子女因父母而受迫害的事例中，最悲慘的可能是北京大興縣的「地富反壞」的子女。自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至９月１日，大興縣的１３個公社，４８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份子」及其家屬共３２５人。被殺死者中，最老的８０歲，最小的是８天大的嬰兒。有２２戶被殺絕。」
毛澤東早就說過：「中國有八億人，不鬥行嗎？」山寨中火拼不斷，於是眾好漢與嘍囉們都有一個向山大王表示忠誠的問題。於是具備「成份好」的諸人最易於用這一利器作為護身盾牌。尤其是在火拼中身不由己的上層天罡，弄不好連個地煞星也作不得，所以認認真真地落實「成份」，倒的確不失為一條成份不好」者，以攻為守。況且，這對手還沒有交手就可以知道絕對是沒有還手之力的，何樂而不為呢？於是在農村無往不利的「成份」法寶就在階級鬥爭大師「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感召下推廣到了城市。尤其是隨著共產黨的基本隊伍自接手政權後響應「大干快上」的號召而大量產生的後代，此時已長大成人，這些子女也急於要認證自己的社會地位。不能夠說「世襲罔替」實際上已經成為我們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天經地義，但倘若說真能夠按照文革中的對聯行事，那幺就更加事半功倍了。實際上就我所見，至少在北京四中，文革前在這所共產黨的要人子弟有如過江之鯽的中學，他們早已由善解人意的校方統統安排好了出路，不是上一流大學，就是出國。文革一起，革命委員會當然是老子的天下。
不過，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還要解放全人類。所以除了等待上一流大學或是出國之餘，就是負責替校黨委發現並甄別所有反動學生，這是責無旁貸的。如此這般的堂吉訶德式的英雄們縱橫馳騁，出手不凡。他們認真地發現著每一個敵人，留意著每一個稍有不滿的眼神Ｈ魏我桓靄嗉兜母涸鸞淌ο視脅皇斷嗟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