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感到欣慰的是，最近幾日在網際網路路和國內一些媒體裡，看到的言論還都是客觀公正，主流聲音並沒有一味指責河南人如何如何，主流媒體都以一種思考的態度來看待這些事情，素有的思考和評論並非全部針對河南人，而是以民族和國家的前途命運來考慮這件事情!
《新京報》的評論說到了非理性犯罪，像如此駭人聽聞的案件，不屬於正常的犯罪行為，根本無法用任何正常的犯罪心理來解釋，這種案件在國內外都有出現，英國、印度、南非、美國等等諸多事件都曾見諸於報端。國內的案件也是層出不窮，記得讀大學的時候，也有一起這種案件，也是河南人所為，案犯也是流竄作案，在山西，陝西、河南交界地方作案做起，殺人很多，且都是滅門，甚至一家的男主人的生殖器都被案犯割去，罪行令人髮指。這三起案件的共同點都是無法用正常的犯罪行為來解釋，他們殺人很多，所得的財務並不多，這些日子，深圳有報導說是很多女青年被殺，浙江報導一個拾荒者為了獲得同行的財物，竟然連續殺了10個同伴，所得財物僅夠餬口而已。
在這裡，筆者想對筆者所瞭解的一些事實和筆者的對中國最具代表性的中部農村的生活經驗就這些事情發生的深層次原因來做一些分析解析，不期望找到解決的辦法，只是希望大家能對這種事情的發生的社會原因有一個理解，申明一下，本人是學習經濟學出身，而且是本科，學歷不高。
筆者生活在河南人開封市，三千年古都，華北大平原的南部。想必很多知道開封並不因為開封的富裕發達，更多的是因為這裡的曾經的繁華，本人對開封只是抱有一種深刻的感情，深刻愛那裡的人們，哪裡是我生長的地方，有我的父母親人。開封從總體上說是河南哪知整個河北，山東，河南以及江蘇、安徽等黃淮海平原地區非常有代表性的地區，土地算是肥沃，人口密集，工商業非常不發達，眾多的人口擁擠在有限的土地上，那裡的人民基本上可以說過著一種「衣食無憂」的生活，請注意，我用了引號。開封地區的老百姓比中國西部的貧困地區好很多，這裡老百姓有糧食吃，有衣服穿，但就是沒有錢花，沒有任何多餘的積蓄。大量的勞動力要麼出去打工，要麼在家閑置，本地沒有任何可以引以為榮的工商企業。黃淮海大平原是中國最適宜進行大農業的地區，但是大量的農村既有人口決定不能很快地進行農業的規模化經營，大量的人口都依靠有限的一點土地生存，生產效率極其低下，土地成為維繫穩中的唯一因素，只要這幾億人口人在土地上，就不算失業，我們國家並沒有把這些人算作失業人口，他們也不享受任何的社會保障。我們現在的技術條件完全可以進行大規模農業，如果如此，我相信，那裡至少有90%沒有事情做。雖然如此，農業的現代化技術仍然得到應用，小型的農業機械在耕作，灌溉，首個方面已經極大的解放了勞動力，給了他們太多的剩餘時間。農業技術的進步使糧食單產提高，在我有印象的20多年裡，我們那裡沒有任何年份沒有糧食吃，也從來沒有接受過任何方式的國家救濟。因為沒有人會餓死，哪怕是最不好的年景。這在封建社會，已經是絕對的太平盛世了。不過在現代的中國，這絕對不是，在現代的世界，更不是。
上述原因造成了大量的無所事事的青壯年男女，現代通訊已經讓他們可以看到外邊的世界，我們不太徹底的義務教育使他們能夠學會一些技術，也更讓他們有了出去闖蕩衝動。請相信，他們有著無限的創造力和生命力，只要有一個合適的環境，他們的創造力可以讓他們成為自己的主人，成為社會的財富創造者，而不是破壞者。所有的出去的青年男女，都不是天生的罪犯，他們都抱著一顆火熱的心出去的。別不相信，看看我們的浙江省就可以知道，那裡的農民是如何在自己的土地上發家致富的，因為他們的創造力沒有被壓制沒有被侵犯，或者說被侵犯的很少。
我們家鄉的青年男女只有一少部分可以像我一樣出來讀大學，這要感謝我偉大的忍辱負重的父母，他們用自己的汗水供應了三個子女都能接受高等教育，向我的父母致敬。
前幾天看孫大午在北大講話，感觸頗深，孫大午先生道出了我們家鄉的農民的真實生存狀況。腐敗的地方政府、無時無刻都會被侵犯的權利，一些有創造力的企業家在萌芽狀態就被扼殺。筆者曾經親眼見過，我們偉大的基層派出所的民警們，在前半夜自己打完麻將以後，凌晨2點出動下鄉，在春節的時候，抓了20幾個節日裡打通宵麻將的人們，罰款，浩浩蕩蕩的20多人，被繩子拴在一起，走在清明的路上，煞是好看。我也親眼看到，我們村子裡的一個製作帽子的業主，為了躲避工商的罰款，將自己的帽子放到自家的地窖裡，不被發現；為什麼罰款，不知道，只要做做事情了，有可能賺錢，都要罰款，記住，不是稅款。我也親眼看到，剛剛蓋了養雞場的人，小雞還沒有長大，就要接受無數次的檢查，請客，欲哭無淚。我也親眼看到，我們偉大的派出所的警察爺爺們如何和路邊的非法色情場所合作，來榨取過路的好色司機的錢財，甚至正常的遷移戶口手續，如果不請客送禮，都不可能給你辦，我還知道，我們家養殖的豬為了送到縣城屠宰場，要經過五個鄉鎮，每個鄉鎮都要交過路的罰款，沒有任何名目，就是要交錢，父親為了不交錢，不得不在每一個鄉鎮找到自己的朋友，給說情放行，大部分人是沒有父親那麼多好朋友的。
這種現實造成了全力成為了唯一的資源，如何在自己生存的環境裡，最大可能獲得權力，成為可以生存好壞的唯一標準。因為獲得權力或者獲得權力的保護，就可以不被無辜的侵犯，就可以侵犯別人，這是我們那裡大部分人的生存現實。在這種環境生存的人民，鬥爭失敗的唯一結果就是守著自己的幾畝地耕作，受別人的起伏，要麼區外打工，受城市人的欺負。這種狀況下的人民，出現非理想犯罪就可想而知了，請注意，駐馬店的那位殺人魔頭曾經因為結婚沒有辦合法手續就被無端罰款，最終造成妻子的離開，進入了貧窮，從而造成了他的瘋狂。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裏，這個人可以過上正常人的生活，妻子兒女都有，滿滿的積累自己的財富，送子女讀書，給父母養老。假設他是浙江地區的人，他就可能有著命運，可悲的是他生活在河南，生活在駐馬店。
記得前幾個也看王志的《面對面》採訪一個求助愛滋病遺孤的老人的話，老人說，一個12歲愛滋病遺孤的孩子的骼膊上，刻著幾個「殺」字，他用惡毒的，不應該是他這個年齡的人該有的眼光告訴老人，他長大了要殺那些抽取父母血的人。他是孤兒，不能接受教育，沒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他長大了，就可能成為社會的罪犯，也有可能成為另一個殺人魔頭。可以看出，他恨這個社會。
我要說的是，不管河南人還是河北人，浙江人、山東人、、、、都是中國人。但是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廣大內陸農民的生存現實，什麼又造成了浙江富裕地區農民的創造力得到發揮。是我們的體制，是社會歷史傳統（這是另一個話題了）。至少，基層（市，縣，鄉）的政治體制和權力構成，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農民的貧困，造成了產生殺人魔頭的土壤。
bobo_tea@elong(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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