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我是夜貓子，晚上寫作，上午睡覺，沒有接到丁、蔣二先生的電話。二位先生著急，又把電話打給了余傑，讓他通知我。余傑也打不通我的電話，就給四川的王怡打電話，告知丁、蔣二位先生的意願。直到下午起床再次通電話，二位先生對我的晚起稍有埋怨，我也向二位先生道歉。之後，二位就談起了杜導斌案，向我詳細詢問了導斌的情況，還問起「新青年學會」案的二審情況，以及劉荻案的最新進展，希望這些年輕人和其他人能夠免於牢獄之災，希望通過越來越擴展民間抗議，盡快結束這個反人權反自由的制度。
為此，丁、蔣二位先生向那些仗義執言的知識份子表示敬意。
凡是關注中國的六四慘案和人權現狀的人，大都會知道被稱為「天安門母親」的以丁子霖先生為代表六四難屬群體。她們的骨肉至親慘死於中共的屠殺中，孩子們倒在血泊中，母親們卻在恐怖政治的高壓下站起來，而且，她們是在倒下就不允許再站起來的地方，流著淚站起來的。十四年來，為了見證歷史、伸張正義，這群母親進行著堅韌頑強而又卓有成效的抗爭。
投身於八九運動的王丹們把自己稱為「六四一代」，八九後成人的余傑們把自己稱為「六四的孩子」。我想，比余傑年齡稍大的任不寐、余世存們，與余傑、王怡、楊支柱、陳永苗等屬於同一代的楊子立、杜導斌、羅永忠們，以及小於他們的劉荻們，都會不拒絕「六四的孩子」這一稱謂。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六四是他們共同的「成年禮」。在恐怖政治仍然橫行的惡劣環境下，這種公開宣稱自己是「六四的孩子」的「成年禮」，對於覺醒了的有良知有學識的年輕一代來說，既意味著觀念的覺醒，也意味著對道義風險的自覺承擔，更意味著六四薪火的代代相傳。
丁、蔣二位先生之所以如此關注這些年輕人，不僅是因為二位先生的兒子殉難時只有17歲，更在於他們多年來投身於中國人權事業的親歷，他們太知道：敢於公開站出來的難屬群體，是怎樣由一個人逐步擴大到一百五十多人，知道來自難屬群體之外的任何一次公開聲援、一筆人道捐款、甚至一句私下的同情，對於這群失去親人的母親來說，該是多大的激勵和安慰。我曾親眼見到：丁子霖先生讀了余傑的「我是六四的孩子」的自白時，是怎樣控制不住地流下熱淚。
關注基本人權和反抗獨裁權力，太需要更多的人站出來，需要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扶持和相互聲援，形成一種相互激勵、相互安慰的民間維權格局。正如丁老師對我說過的那樣：無盡頭的噩夢，讓越來越多的母親們懂得了一個常識－－保衛每一個人的人權，就是保衛我自己的人權。任何一個人的人權受到強權的侵犯，都是對每一個人的侵犯。保衛人權與所有人相關。如果自由是天賦人權，那麼保衛人權就是每一個公民的天賦責任。
對中國的人權事業來說，集體責任是不存在的，因而談論它是無意義的，正如自由只是個體的，責任也只能由個體承擔。天安門母親就是一個個具體的母親，杜導斌為聲援劉荻而兩次發起的網上簽名運動，也是一個個具體的國人；此次為杜導斌鳴冤的仍然是一個個具體的國人。這是一種責任，每個人的道義責任，逐漸增多的個體的自覺擔當，就會形成壯觀的民間維權洪流！使中共政權感受到來自民間的日益加大的道義壓力！
如果說，自由制度的真諦在於：個人自由是所有人自由的前提，那麼，在無自由的制度環境中，每個人為爭取自由而反抗暴政的點滴積累和彙集，就是每個國人走向自由的真正希望之所在。
最後，丁老師在電話中說：「當年，我沒能陪兒子去死，令我的後半生陷於無法挽回的愧疚之中；今天，願意陪劉荻坐牢的杜導斌真的被關進黑牢，我也願意陪杜導斌、劉荻、楊子立坐牢。」
2003年11月4日於北京家中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批評家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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