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那篇政改報告中嚴謹、縝密、激昂的文風，這篇文章顯得頗有些古怪。首先是標題就很荒唐，文章談論的是潘岳本職的環保工作，但是卻以"環境文化"這個略嫌生僻的字眼取代了"環境保護"。環保工作解決的是公民的生存和生活問題，雖然是"民族復興"的內在要求，但將之置於如此重要的地位，卻多人讓人覺得突兀。
其次，文章的結構與內容的龐大也令人驚愕。潘岳文章的主體部分談論的是"五大關係"，即環境文化與經濟增長、國家安全、法治與德治的完善、民主政治的序發展和弘揚民族精神之間的關係，這涉及了許多分門別類的研究領域，但明顯許多地方一掠而過，不知是結構上的邏輯問題造成的，還是不敢說透。
雖然如此，結合潘岳十六大以來的際遇及其當下所處的尷尬境地，我們不難從這篇文章的古怪之處中分析出許多有意義的信息。
作為環保總局的副局長，潘岳文章所關注的首先就是環保問題。文章題目之大，正反映出的中國環境污染問題的嚴重性。
自80年代以來，為扭轉毛澤東時代極左路線對中國經濟的破壞，大陸對內實行了市場經濟改革，以市場經濟取代舊有的計畫經濟；對外實行開放政策，大膽引進國外技術與資金。經歷了2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取得有目共睹的偉大成就。
然而，遺憾的是，正如潘岳在文章中所提到的，中國的經濟發展，走的是西方傳統工業發展的老路，以破壞對環境的破壞和自然資源的消耗為經濟增長的代價。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發展經濟為第一要務，政府的一切行為都必須圍繞經濟發展來展開，環境問題始終得不到應有的重視。上行下效，各地方政府對於企業所要求的，僅僅是為國家貢獻儘可能多的GDP，而從不關心企業的污染問題。進一步的，由於環境問題必須讓步於經濟的發展，很多身為納稅大戶的企業肆無忌憚的排污而環保部門不敢過問。中央對於地方政績的考察，也僅僅以經濟增長為唯一參考。為求政績，很多地方盲目完全忽視了發展的可持續性，以破壞環境為代價追求一次性經濟增長。
對自然環境的忽視換來的是自然的懲罰，進入21世紀，在經歷了20餘年的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人發現，經濟賴以發展的資源在逐漸耗竭，人類與其它生物賴以生存的環境在不斷惡化：儘管政府有聲勢浩大的保護母親河行動，長江依然污染，黃河依然斷流；儘管有退耕還林和世界最大的植樹造林工程--三北防護林建設，北京的沙塵暴還是年年如約而至，黃河、長江的污染依然與日俱增，水旱蝗洪，一樣不少的年年光顧。這一切，不僅僅制約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更直接威脅到每一個中國人的生存，關係著整個中華民族的存亡--誰敢說今日肆虐北京的沙塵暴絕無可能將中國變成第二個古樓蘭？
中國環境惡化的程度之深，足以影響到中華民族的生存問題，這就是潘岳文章所傳遞出的第一個信息。自然，作為中共的高級官員，潘岳不可能在文章中涉及"民族生存"這種敏感的字眼，因而只能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句符合官方意識形態的口號來代替。通觀潘岳的整篇文章，所談論的實際上都是"民族生存"問題。畢竟，有生存，才能夠有發展。(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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