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何許人也？共產黨掌權之前，他被人們尊稱為「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或「孔聖人」，影響了身後二千五百多年的中國歷史。在上下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中，一半的日子裡人們都在景仰地談論著他的名字，作為中國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一生勤於治學，自強不息，文績卓著，德侔天地，光彩照人。在1993年由西方人出版的全球《１００：歷史上最有影響的人物排名》一書中，孔子名列第五，可謂享譽全球，人人皆知，連1970年的物理學諾貝爾獎獲得者，瑞典人漢內斯-阿爾文教授都認識到：「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25個世紀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這樣一個驚天動地，名冠古今，震撼全球的人物，卻被自己不肖子孫稱為「老二」，這不能不是我們中國人的恥辱，不能不是個別人破壞中華文化遺產的罪證。
那孔子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呢？共產黨是怎樣歪曲了他的思想呢？讓我們先從夫子的個人經歷說起。用夫子自己的話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用現代人的話說，孔子的一生是完美純正人生的典範。作為人，他對自己對社會的認識可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除了「生而知之」的覺者外，在「學而時習之」的人中，他可謂人類文明的巔峰。95年加拿大一份報紙做了個快速測驗，問誰最早提出「己所不欲，勿施與人？」許多人回答是耶穌基督，因為耶穌說過：「你們願意人怎麼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可是耶穌這話比孔子晚了五百年。
孔子身材魁梧，性格開朗，他不但要求學生「通習六藝，臻於三德」，自己本身就是楷模。他所說的 「六藝」包括：「禮（禮節），樂（音樂），射（射箭），御（駕車），書（書法），數（算數）」。「'三德」包括：「'智（學識），仁（愛心），勇（勇敢）」。孔子喜愛音樂，除喪事外，他「無一日不歌」，這與文革時那種手無縛雞之力寡然無味的書獃子宣傳可謂大相逕庭。
說到為政做官，許多人認為孔子是那種百無一用的書生，只會紙上談兵，他的主張聽起來好聽但不能起實際作用，就連當時齊國著名宰相晏嬰都這樣認為，其實這是對孔子思想的誤解。孔子五十多歲時出任中都宰，他上任後採取了六項措施撥亂反正，第一，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第二，發展工商，安置遊民乞丐。第三，以仁德教民，改良地方風化。第四，提倡節儉， 革除奢侈惡習。第五，制定養生送死規則。第六，設立鄉校，少年一律入學讀書。此六條使中都在短短一年之內煥然一新，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道德水準都發生了飛躍。後人有詩讚道：「 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器不雕偽。行之一年，四方則焉。」
在外交上孔子更是才能卓著，著名的夾谷會盟就是個明證。當時齊強魯弱，齊景公受黎□唆使，本想通過夾谷會盟迫使魯國成為齊國的附屬國，誰想孔子陪同魯定公前行。會談前孔子文備武防，會談中更是膽識過人，他以「禮」為武器，不費一兵一卒，不花一文錢，竟讓強大的齊國歸還了以前侵佔魯國的所有土地，真可謂曠世奇才！文革中批判孔子時，人們真的知道這些史料嗎？
當時孔子任魯國大司寇，掌管國家的公安和司法系統，上任不久就成績卓著，把魯國治理得井井有條，欣欣向榮，可這驚動了齊國人。齊景公再次聽信黎□教唆，利用昏君的荒淫無度，用美人離間計迫使孔子挂冠而去，開始了他周遊列國的艱難歷程。由此可見，不是孔子沒有治國平天下的雄才偉略，只嘆天公不作美，生不逢時，空有韜略，卻無英雄用武之地矣！
作為教育家，孔子留給後人的更是無價之寶。孔子可謂歷史上第一位人類靈魂工程師。早在等級森嚴的二千多年前，孔子就做到了「有教無類」，只要願意學，不論平賤貴富，誰來他都教。說到具體教育方法，比如說「啟髮式教學法」，許多人認為是蘇格拉底首創，其實它是孔子提出來的。孔子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憤」就是學生對某一問題正在積極思考，急於解決而又尚未搞懂時的矛盾心理狀態。「悱」是學生對某一問題已經有一段時間的思考，但尚未考慮成熟，處於想說又難以表達的另一種矛盾心理狀態。同蘇格拉底對話啟發法相比較，蘇格拉底法是以教師為中心，通過教師連續不斷的提問迫使學生陷入自相矛盾狀態，從而把學生的認識逐步引向深入，而孔子的教學重點落在學生上，由學生自己去思考，老師只是在關鍵時刻點撥幾下。用現代教育學的觀點看，孔子的啟發法有更深刻的認知心理學基礎，能更有利於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因而是更好的教學法。
孔子給後人留下了許多諄諄教導，比如：「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做人要「敏於事而慎於言」，要「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要「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要謙遜，要明白「三人行，必有我師」；學習要學思結合，「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要「溫故而知新」；辦事要中庸，不可偏廢；為人要講信用，「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人要重德，「德不孤，必有鄰」，觀察人要「聽其言而觀其行」，如此等等。對不同年齡階段，孔子教導人們說：「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這些格言至今仍指導著我們在人生旅途上探索。
再比如因才施教法，同一個問題，孔子對不同學生的回答完全不一樣，比如關於什麼是仁，當樊遲問時，子曰：「愛人」；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當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而當顏淵問仁時，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樊遲的資質較魯鈍，孔子對他就只講「仁」的最基本概念--「愛人」；司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誡他：做一個仁人要說話謹慎，不要急於表態；仲弓對人不夠謙恭，不能體諒別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將心比心推己及人；顏淵是孔門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更高標準來要求他的視、聽、言、行，一舉一動都要合乎禮的規範。總之，根據每個學生基礎和造詣的不同，孔子對同一問題做出了四種深淺不同的回答，既切合每個學生的思想實際，又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說到仁，我們就說到孔子最重要的思想：「仁政」了，有人稱儒學為仁學，在《論語》一書中，「仁」字出現了109次之多，那麼什麼是「仁」呢？《論語》中對「仁」有許多解釋，有說「克己復禮為仁」，有說「仁者先難而後獲」，有說「能行五者（恭、寬、信、敏、惠）於天下為仁」，有說「愛人」就是「仁」，有說「忠恕」就是「仁」。仁的多種解釋本身就說明，高深的道理在不同層次是有不同的表現方式和不同說法，在某一層次的解釋就那一層而言就是正確的，我們不必嘗試用一句人類簡單的語言來描述一個複雜的道理。儒家的仁政同道家嚮往的太平盛世大同世界，其實有很多共同之處，難怪有人說儒道本一家。如今全球提倡的和平自由博愛發展等觀點，不都在孔子仁政的範疇之內嗎？所以我們說現代人要從孔子那吸取智慧。
文革時共產黨的喉舌們抓住「克己復禮為仁」一句不放，斷章取義，撇開孔子其他論「仁」的話不加討論，武斷地說孔子要「復」的「禮」就是周禮，那個奴隸制的禮，那些毫無用處繁雜瑣碎的禮節，這是惡意歪曲，四人幫更是妄圖藉此達到他們政治上的罪惡目的。關於什麼是禮，《論語》中「禮」字出現七十四次，但孔子並沒有對禮下任何定義。孔子只是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他還說：「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可見孔子認為禮樂不在形式不在器物，而在於本質，其本質就是仁，沒有仁，也就沒有真正的禮樂，所以孔子倡導恢復的實質是先古時期人們崇高的道德水準。
孔子文革時受批判的另一主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為當時的中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所以孔子主張首先要正名，其實這是非常正確的思想，用淺白的話說，就是人盡其職，干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當官的要像個公僕的樣子，為民做主；當臣子的要忠於職守，完成好上級分配的任務；當父親的要掌管好這個家庭，管教好孩子；當兒子的要孝順父母，如此等等，這難道有錯嗎？恐怕就是那些不配做國君，不配做領導的人，他們才這麼反對「名正言順」。
自然辯證法告訴我們，任何事發生都是有其內在原因的，外界偶然因素只是表面的次要的，內因才是關鍵。行文至此，我們不禁要問：當初把孔夫子污蔑貶稱為孔老二，其背後的深刻原因和動機是什麼呢？為什麼共產黨要破壞幾千年的中華文化傳統呢？或者換句話說，共產黨的土壤裡是什麼因素使其不斷出現文革那樣的錯誤，六四那樣的屠殺和當今法輪功那樣的迫害呢？
共產黨講「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實質就是崇尚暴力，鼓勵打砸搶，這與孔子倡導的仁政不正好相反嗎？孔子教人要「溫文恭謙讓」，這與文革的革命闖將，與共產黨的「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的鬥爭哲學不是截然相反嗎？難怪共產黨容不下孔子，只要孔子的思想在人們心目中存在一天，共產黨的理論就難於實現一天，反過來說，共產黨的理論就是這樣與中國傳統文化背道而馳，水火不相容，當我們在這一百年的泊來理論和幾千年的親身實踐之間進行選擇時，難道不應仔細思考，什麼才是歷史的真實嗎？
願孔子的靈魂在天上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