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用「久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來形容中國的國有銀行改革步伐。現在，這位樓上佳人，卻正面臨著無法安全下樓的風險。
「我國金融業目前的所有特徵，都和亞洲金融危機之前泰國的情形類似，發生危機的概率在升高。」在10月11日舉行的「天則－華一秋季資本市場論壇」上，經濟學家王大用這樣描述目前情勢。「再不下決心改革國有銀行體制，也許我們將失去在穩定狀態下解決問題的最後機會。」
王大用目前是國家開發銀行分析與金融產品局局長，曾在央行供職多年，深諳金融改革和金融監管工作。
如果「治本」行動猶豫不決，「治標」成果就喪失殆盡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開始後，政府對國有銀行業採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動作。1998年，為四大銀行補充2700億元資本金，1999年成立資產管理公司並剝離五大行的1．4萬億元不良資產，2000年以後國務院嚴令各行降低不良資產率，等等，工作力度不能說不大。
但政府這些動作並沒有取得良好的回報，國有商業銀行經營管理水平這些年來並沒有相應提高，風險依然較高。
銀監會主席劉明康不久前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今年3月末，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下降到24．13％，按照四大行3月末貸款餘額7．92萬億元計算，不良貸款額應為1．91萬億元。
「這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剝離1．4萬億舊的不良貸款後新形成的。」王大用說。
不應忽視的一個情況是：自2001年以來，各家國有銀行大量發放長期貸款，在貸款到期、問題暴露之前，這些長期貸款基本上被當作正常貸款看待並報告，一定程度上掩蓋了真實的貸款風險水平。
這些風險的集聚，王大用認為，原因在於迄今為止這些措施仍然是治標的。「這些措施基本上沒有觸及體制不合理這個根本問題。」王大用說，總結國際上處理銀行業問題的經驗，先治標後治本是沒錯的。但是如果治標後對治本猶豫不決，幾年拖下來，治標的成果就喪失殆盡。
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問題便是其中典型的例子。1998年國家用發行30年長期國債的方式為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補充了2700億元資本金。據瞭解，當時設計其方案時，是按照1997年底各行的風險資產規模，令其資本充足率達到8％的法定標準，計算注資需求並確定注資方案。
王大用是當時的主要操作人之一。「那次對國有銀行注資的主要意義是在一段時間內改善其清償能力，先安定局面，爭取實施體制改革的時間。可是現在5年過去了，體制仍未實質性改革，資本充足率又變得相當低了。」
加入WTO後，中國對外開放金融業的時間表已經確定，形勢就更加緊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長夏斌說：「2006年前，中國的金融界不會出大事，但2006年以後，誰也不要拿國家和中華民族的利益打賭。出事很可能在於信息徹底披露以後的信任危機。」王大用認為，如果在本屆政府任期的5年內，還不下決心徹底改革國有銀行的體制，很可能國家將不得不再次設法剝離其不良資產、補充其資本金。然而國家財政恐怕無力去背這巨大的包袱了。
危機概率在上升
王大用所說的「最後的機會」，不僅是來自內部的壓力，更有外部經驗和教訓的借鑒。「我國金融形勢所有這些特徵，都和亞洲金融危機之前泰國的情形類似。」
「在亞洲金融危機開始半年前，我去參加東南亞的一個會議時，就數泰國的人最著急。他們已經感到壓力，在防守自己的貨幣。拿到指標一看發現，首先，他們銀行的管理水平不高，內部控制力不強，而那些年中，業務範圍快速拓寬，包括離岸業務都開始做。大量的錢投在房地產上，資產負債表上資產方長期貸款的比例、按揭的比例非常高。」王大用說。
這一點上，我們銀行業的情況非常類似。內部不良資產率相當高，特別是貸款中長期比例在40％以上。「四大行的中長期貸款比例在45％以上，如果考慮短期貸款中有20－25％的不良貸款也變成長期了，這樣的長期貸款比例接近60％。按任何銀行業經營的理論看，這都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比例。但我們現在還在拚命擴張大項目，期限越放越長，由10年到15、20年，甚至25年都放。」
另一方面，泰國當時開放資本市場，外國人可以進入投資，貨幣實現經常賬戶可兌換，兩年以後實現資本賬戶可兌換，很快導致泡沫的崩潰。
目前我們的資本市場也同樣面臨著開放的巨大壓力。「在巨大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下，如果在外匯管理上不做任何動作、改革的話，只靠嘴硬，硬不了幾天。」
王大用認為，面對壓力，我們只能選擇加快放鬆外匯管制，減弱人民幣升值壓力，這樣對維持出口增長和國內經濟繁榮有好處，實際上政府已經在這方面邁開步伐。
「走這條路，就意味著加快走向人民幣完全可兌換的步伐。外匯放開，資本賬戶可兌換的壓力就必然而來，QDII再要放開，資本賬戶不可兌換行嗎？跟著就是跨境的資本流動。」
「各種條件都具備的時候，水燒到100度，在哪裡都開鍋。我們發生危機的概率在升高。」王大用說。
取消銀行行政級別建立二級法人體制
與從產權入手改造國有銀行的主流觀念不同，王大用提出了從治理結構入手的解決方案。
王大用在11日的論壇上介紹了具體方案：將現在的每家國有銀行重組為一個控股公司和一個或多個股份有限公司，形成二級法人結構。讓控股公司成為國有產權的出資人代表。將國有銀行的國有權益變成國家對控股公司的出資。控股公司向股份公司派出董事和董事長，併進行監管和考核，即主要是出資人權力和內部監管權力。股份公司行使經營職能。每個控股公司旗下的股份公司可以是一家，也可以是多家。
在幹部管理上，中央管理、國家任免的官員限於控股公司的正副領導人，股份公司的領導人來自職業銀行家市場，由董事會聘任，用合同明確聘期。
王大用提出了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如建立國家存款保險公司、暫緩推進利率自由化的改革、稅收支持等。王大用認為，重中之重是國家把管人的權力放開，取消銀行的官本位。
夏斌也建議取消行政級別。「這給行長們斷了後路。行長就是銀行家，應該讓他確實認識到，我是企業家，我不是當官的。有本事在這干，向國家資本的安全和增值負責，幫國有銀行賺錢，賺的多分的。」
王大用認為中央把管人的權放開十分重要。「它是改變銀行經理人員行政官員化，保證實實在在改進銀行經營的關鍵。前幾年國有非金融企業改革中也實行了集團公司和股份公司分開層次的作法，但往往因幹部管理體制沒有真正改革，而使企業組織體制的改革流於形式，不能收到實質性的改革成果。在國有銀行的改革中，一定要記取這個教訓。」
解決不良資產仍是第一要務
對於從產權改革入手的想法，王大用認為，以為只要改變了產權結構，國有銀行的治理結構就隨之變化的想法是太天真了，它距離我們的現實國情還太遠。「轉軌經濟的政府若要實施對企業的控制，不一定非要以擁有企業產權為依據的，政府完全可以依靠其擁有的強制性權力來繼續維持其對企業的控制權。」
他舉了個真實的例子。「有個城市，把一批原有的城市信用社組合成城市合作銀行，該銀行從一誕生就是產權多元化的。但最後行長選擇的是原先經營最差的那位信用社主任擔任，不久後就陷入了經營危機，面臨倒閉。為什麼選他？原因在於行長人選是由當地黨委組織部門確定的。當地確定該新銀行是正處級，行長應在副處級以上幹部中選拔。而只有這位績效表現最差的人原是副處級，所以非他莫屬了。」
天則所執行董事盛洪則認為，國有銀行公司化本身就伴隨著產權制度改革。「雖然它的出資人沒有變。公司化就是國家對銀行由承擔無限責任到有限責任。另外，這些控股公司不一定非得一家獨資，可以是四大國有銀行互相參股。雖然都是國有的，但他們是不同主體，有利益上的分歧。它的產權制度就在發生變化。而只要換了老闆，改下面的東西就好進行了。」
還有一些學者提出先設立民營銀行。盛洪認為，「我們就是要在體制外引進一批人，這批人實力雖然不很大，但影響很大，他們會對現有的銀行體系形成威脅。它的意義比單單存放款要大很多。同時，也是準備銀行家的過程。」
夏斌認為從治理結構入手的方案不失為一種思路，但第一要務是解決不良資產。「四大銀行改革的問題，前提是要處理不良資產，是誰買單，誰拿錢的問題。我們有幾個問題先要搞清楚。第一，四大銀行的不良資產到底有多少？注意不是不良貸款，我們迄今公布的都是不良貸款率。特別是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非信貸資產到底輸了多少？以及表外業務，包括擔保、或有負債、或有資產，這裡面輸了多少？第二，不良資產降下來意味著什麼？人民銀行提出到2005年底，降到15％。但其他指標怎麼樣？第三，要特別注意我們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和資本充足率。我們現在公布的報表，資本充足率、核心資本充足率到底有多少？公布的實不實？這些指標都沒有討論。所以，這幾道坎必須要先邁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