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車的時間還有一個小時，我讓孩子把頻道調到新聞。在連孩子都必須交5元錢才能進入的帶空調的候車室裡，已經只剩下5個人。我們父、子共2票。這樣的選擇沒有遭到誰的反對。我閉目仰臥在長沙發上。電視裡開始播發當日的「殃視」新聞，耳朵裡卻一條也沒有聽進去。從中午12點開始，我們在這個屋子裡整整呆了7個小時。眼看馬上就要上車，我卻為上車後孩子沒有座位操心。我是有意選擇在孝感站買票上車的，沒想到卻買不到座位，父、子二人全是站票。站在車上如何可以度過一夜呢？以前乘列車，因是公費出差，全是買的硬臥。這次我們是自費旅行，頭天晚上8時從孝感站出發，到第二天早上7時半到北京西站，只11個小時多，一覺醒來就到了，如果能買到座位，克服一下並不很難。我沒亂花錢的習慣，更不想在孩子面前作大手大腳的示範，儘管錢帶得非常充足，還是想在旅途開始時儘可能節約一點，把錢留給在北京多玩幾天或多買點書等等。大約7時10分，我正在盤算著過了鄭州後如找不到座位就設法補一張臥鋪。一個熟悉的聲音卻在耳邊響起來。我睜開眼，看見身前和後面站著我單位裡的一、二把手，稍遠幾步，還有三個人。看了一眼就知道是國安的。我聽到的第一句話是：
「導斌，起來收拾一下，跟我們回去，住隊的地方明天要開會。」
剎時，我已經明白了。
我不緊不慢地站起來，對孩子說：
「我們走吧，北京去不成了。」
孩子已經12歲了，非常聰明而且精明，是班長，是全優生，是常務第一名。孩子贏得了我幾乎全部的愛，以往的假期裡，我曾帶他自費到過廬山等地旅行。這一次，離開學讀六年級只有一週，我安排了和他一起到北京去看看他心目中的長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毫無來由地，他的北京之夢就被人摔到地下，破碎了。孩子好像明白了什麼，可能什麼也沒有明白。他沒有說多餘的話－－但24日他告訴了我，當時他就知道來人不是公安、就是國安，沒有抗議，也沒有吵鬧，無聲無息地跟在我後面，坐進了公安的車子裡。
在回蒲陽的路上，我問孩子：
「有什麼想法沒有？」
孩子沒有作聲。來「接」我的公安的聶隊長接過話頭說：
「這次去不了，今後機會還多嘛。」
是的，今後機會肯定還多得很。只不過，孩子這一次的希望是破滅了，被一些披著執法機關外衣的人們極為無理地撕破了。
憤怒
談話（實為審問）是在我們單位的會議室裡進行的。
自稱為聶隊長的（國保大隊？）用很溫和的語氣，邊做記錄、邊提問道：「北京給你安排住處的是誰？」我在車中無意中說出了必須給北京打電話，告訴哥們不能去了，並且退掉為我預訂的房間。沒想到這信息馬上被他當情報抓住了。
「本來告訴你們也沒有什麼，我的一切活動都是公開的，沒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但我今天不能告訴您。朋友是好意的，主動為我安排住的地方，現在我告訴你們，他被你們纏住，心裏煩不煩我？太不夠意思了。我不能這樣做。」我知道他們既然能夠通過往來的電話偵知我去北京的消息，肯定已經「偵察」（實為非法竊聽）到我朋友的電話和姓名。但竊聽是他的「權力」，我如果講出，卻無異於出賣。
「你這次到北京去是幹什麼呢？」
「我去北京目的有三點，一是旅遊，讓孩子看看長城、故宮等，他一直想看看的。二是看看有沒有更好的發展機會。三是會會朋友們，我有許多疑問想向一些教授先生們請教。」
「準備多長時間回來？」
「沒有一定，但孩子9月1日上學，必須回來。到那裡再看，朋友們熱情、事情多一點，就多呆幾天，也可能3、4天就回。」
……
談話在一種我單方面很合作的氣氛中進行一大約半個小時。念及去「接」我的他們都還沒吃飯－－雖然錯不在我，但客觀上卻也可說是因為我，單位裡的同事連帶得休息日不得安寧－－，我心裏有些不安。我摧促他們趕緊吃飯。在談話快結束時，他們卻又一次提到了我的妻子，意思是要通知我的家屬來將我領回去。我一直克制著的憤怒終於爆發了：「為什麼要通知她來？實話說，你們上次搞到她單位裡去，我就很有意見。你們有什麼權利去找她？有什麼道理去找她？你們還當著醫院院長的面敗壞我的名聲。對她今後在醫院裡做事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
孟德斯鳩早在200年前就講過，專制政府維持統治的辦法是恐怖。我當然知道他們找我家屬的用心所在。他們這是見影響不了我，便企圖通過向她施加壓力，來造成我家庭內部的緊張和衝突增加，以她來拖住我，消耗我的精力，讓我無暇它顧。這些小小的技倆能逃過我的眼睛？
為了打消他們的這個念頭，避免今後這些麻煩一再被他們當法寶使用，我補充說：「我的事我負責。我是有自己獨立思想和勇氣的人，誰能影響我？你們以為我怕老婆嗎？我像個隨老婆意志左右的人嗎？希望你們今後再也不要跑去找她了。」
談話是以訓話結束的。大概是公安，也許是市委安排，訓話由我仍在領薪的單位的一把手進行。她是位女的。我們年齡相當，很久以前就在一起工作過，私人關係總的來說還不錯。用她的話說，就是很欣賞我。我們是姐弟、朋友加同事。沒想到她竟然比公安的還公安，嚴詞訓斥。末了，還要我與海外網站斬斷一切關係；要我承諾，在10月1日之前，不得離開蒲陽。我知道，她不過是在轉述上面的話而已，在這種場合，與她論理是沒作用的。
24日是週日，清晨8點剛過，我通過電話與她講清了當時強行忍辱負重而沒有講的話：「他們這是在違法，在公然干涉我的旅行自由。我犯了什麼錯？要這麼聲勢浩大地去把我給押解回來？我只是去旅遊，一不是上告，二不是去參加集會，三也不是法輪功（即使是上訪集會又怎麼不可以？法輪功有什麼大不了的罪惡？），我與您和市委市政府都沒有過結，到底害怕我什麼？憑什麼攔住不讓我去北京？憑什麼剝奪我的行動自由？」
悲哀
我知道，我的抗議無論在當場、還是在後來、或者在車站，都沒有什麼意義。我必得回來，也必不能隨便出去。他們人多勢眾，掌握著暴力機器。他們根本就不在乎什麼憲法權利不憲法權利。憲法在他們眼中不值個屁。我為這樣的憲法而悲哀，也為這樣的國家而悲哀，更為我自己和孩子而悲哀。這悲哀從腳底竄升上來，覆蓋了所有的無奈和憤怒。
◆他們是如何得知我的北京之行的呢？正是考慮到他們會無理阻攔，我沒有請假，也沒有與第四者事先講過要出去。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住隊實行的是目標管理制，每年只需要為所住的村子做一件實事就算圓滿完成任務。平時下去太多，下面反而不好招呼，是增添負擔。開始住隊的這麼些天來，我事實上一直在家讀書、寫作。我這位副組長主動與小康工作隊的隊長和組長聯繫過，得到的回答是在家等下去的通知。可以預料，近期並沒有十分緊迫的工作任務需要我為每月120美元而不停地努力。如果不是被他們盯死了，我出去10天、半月的，根本不會有人追查。即使追查也不會一下子準確無誤地追到孝感火車站。因此，合理的解釋只能是我的往來電話被人竊聽了。一個公民的通訊自由權利就這樣遭到粗暴的侵犯。
◆我在海外網站發表文章只是行使自己的言論自由這一憲法權利。指責並命令我不得繼續，是對這一憲法權利的干涉和剝奪。誰曾被賦予違反憲法規定行事的權利？
◆我的旅行自由為什麼遭到強行中止？我在旅途中被押解回家的經過情形與綁架何異？
◆我的公權並未被任何公正的審判所剝奪，行動自由為什麼要遭到限制？這與軟禁有什麼區別？我一個赤手空拳的書生，到處走走，散散心，會會朋友，對現政權真的有迫在眉睫的威脅嗎？以這樣的方式顯示專制機器的強有力，到底說明瞭國家政權的強大、還是做賊心虛？
◆我的孩子何其無辜？他小小的年齡，卻已經嘗到了專制橫行的苦果。他的夢想為什麼如此容易破滅？他對這個國家的信任如何可以重建？這些問題齊集上來，纏繞成一個圓圈狀的悲哀。這悲哀使得我失去了一一自尋答案的慾望。
(民主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