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羅隆基的這個條目，似乎缺少了一項重要的內容。那就是他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被劃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份子，而這個身份遠比他的任何學位、職務、頭銜，要響亮得多，也知名得多，且保持終身，直至亡故。此外，他還是毛澤東親自圈定的章（伯鈞）羅（隆基）聯盟的二號人物。這個經御筆定下的鐵案，至今也未見發布官方文件，予以廢除或更正。我聽別人說，在八十年代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曾發過一個文件，說明章羅聯盟的「不存在」，可惜這個文件幾乎無人知曉。
我很小的時候，父親（章伯鈞）讓我對一個西服革履、風度翩翩的中年男人叫：「羅伯伯。」
這個羅伯伯，就是羅隆基。他比父親小三歲，由於愛打扮，講究衣著，所以看上去這個羅伯伯比父親要小五、六歲的樣子。似乎父親對他並無好感。他也不常來找父親，要等民盟在我家開會的時候，才看得見他的身影。會畢，他起身就走，不像史良，還要閒聊幾句。
我對羅隆基的認識和記憶，準確地說是從他劃為右派的前後開始的。
那是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下旬，中共中央發出了整風運動的指示，並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參加運動，幫助整風。
五月，中央統戰部舉行座談會，羅隆基應邀參加。二十二日，他在會上發言，建議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失誤偏差，它還要公開鼓勵大家有什麼冤枉委屈都來申訴。這個委員會應由執政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組成。中央如此，地方人代會和政協也相應成立這樣的委員會，使之成為一個系統。 －－羅隆基的這個發言，引起一片震動。
他的意見被概括為「平反委員會」，和父親的「政治設計院」、儲安平的「黨天下」並稱為中國右派的三大「反動」理論。
鑒於儲安平「黨天下」言論在社會上產生的強大衝擊，六月二日，時任國家森林工業部部長的羅隆基，作為中國友好代表團成員飛赴錫蘭訪問的前一天，對辦公廳副主任趙文璧打了個招呼：「部中鳴放要注意，不要過火。共產黨政策隨時都在變。」
羅隆基說對了，當他還在科倫坡街頭的商店，興致勃勃地給乾女兒挑選絲巾和香水的時候，國內形勢果然風雲驟變，由整風轉為反右了。六月二十一日，他如期回國，等候他的不是熱烈的歡迎，而是嚴酷的鬥爭。
最初，面對報紙刊載的有關他的批判文章，羅隆基是鎮靜的。二十五日下午，即回國後的第四天，他坐在家中客廳的沙發上，對一臉驚慌的趙文璧說：「你何必那樣慌嘛。」
趙文璧的確擔心，且提醒羅隆基：「你的群眾關係太壞，部內、部外都壞。」還特別點明：「你在生活作風方面，也太不注意了。」
羅隆基立即打斷他的話頭：「你不要談我的生活作風，我的脾氣不好，這些都是小事，一百條也不要緊，現在主要是政治立場問題……，所以，你要冷靜地分析問題，不要沉不住氣。」
七月一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文中，在批判該報為資產階級右派充當「喉舌」 的同時，指責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農工民主黨「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是「有組織、有計畫、有綱領、有路線的，都是自外於人民，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而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後被稱章羅聯盟）」。
父親閱後大驚，說：「我這次講話（指五月二十一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幫助中共整風提意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是上了大當。」並從文筆、語調、氣勢上一口斷定，這篇社論必為毛澤東所書。
他憮然良久，又道：「老毛是要借我的頭，來解國家的困難了」。
羅隆基讀罷，也沉不住氣了，最受不了的一個名詞，就是「章羅聯盟」。他兩次跑到我家，質問父親：「伯鈞，憑什麼說我倆搞聯盟？」
父親答：「我也不知道，我無法回答你。」
是的，對羅隆基來說，最最不能理解和萬萬不能接受的就是「章羅聯盟」。為了表達憤懣之氣與決絕之心，平素不持手杖的他，在第二次去我家的時候，特意帶上一根細木手杖，進門便怒顏相對，厲言相加，所有的話都是站在客廳中央講的，整座院子都能聽見咆哮之聲。父親則沉默，他也只有沉默。因為「章羅聯盟」之於他，也是最最不能理解和萬萬不能接受的。
臨走時，髮指眥裂的羅隆基，高喊：「章伯鈞，我告訴你，從前，我沒有和你聯盟！現在，我沒有和你聯盟！今後，也永遠不會和你聯盟！」遂以手杖擊地，折成三段，拋在父親的面前，拂袖而去。
章羅是否聯盟？或是否有過聯盟？－－民盟中央的人和統戰部的人，當一清二楚，。因為自打成立民盟的第一天起，他倆就是冤家對頭、對頭冤家。何以如此？物有本末，事有始終。若答此問，則必追溯到民盟的緣起和構成，而決非個人因素所能解釋。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之前身，原是三黨三派，是為組成最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在中共的積極支持下，一九四一年於重慶成立。三黨是指父親領導的第三黨（即今日之中國農工民主黨）、左舜生領導的青年黨、張君勱領導的國家社會黨；三派是指黃炎培創辦的中華職業教育社、梁漱溟建立的鄉村建設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後有瀋鈞儒、史良領導的救國會加入）。這樣的一個結構組合，就注定它自成立之日即患有先天性宗派行為症。抗戰勝利後，民盟的這個疾症非但沒有消弭，反而大有發展。當時在民盟得勢的，是瀋鈞儒領導的救國會和父親領導的第三黨。因為國家社會黨和青年黨被趕走，職業教育社和鄉村建設派，原本在民盟的人就不多。一九四七年在上海，黃炎培去醫院看望患有肺病的羅隆基的時候，曾同他商議要把盟內個人份子（在重慶是以組織單位加入民盟的）團結起來，成為一個獨立的單位，同救國會、第三黨並列、且相互制衡。後黃炎培轉到民建（即中國民主建國會）當負責人，便放棄了民盟，而他的打算則由羅隆基去實踐了。當然，退出國家社會黨的羅隆基，此時也正想拉住一些人，在盟內以形成一個力量。這樣，從一九四六年的上海到一九四九年的北京，在民盟終於有了一個人稱「無形組織」的小集團，其基本成員連羅隆基在內共有十位。他們是：潘光旦⑴、曾昭掄⑵、範樸齋⑶、張志和 ⑷、劉王立明⑸、周鯨文⑹、葉篤義⑺、羅德先⑻、張東蓀⑼。這個 「無形組織」的宗旨，用羅隆基自己的話來說，它的「主要對象是章伯鈞，是不讓章伯鈞獨霸民盟的組織委員會。」而此時，代表第三黨的父親又是與救國會的史良親密合作。於是，民盟中央內部便形成了楚漢相爭的局面。一邊是章史聯手的當權派，因統戰部的支持，他們自命為左派；一邊是羅隆基、張東蓀為首領的非當權派，英美文化的背景和自由主義者色彩，被人理所當然地視為右派。而民盟領袖瀋鈞儒、張瀾，對這兩派也是各有側重。這個情況，別說是具體管理民主黨派的中央統戰部，就連毛澤東、周恩來也是心知肚明。一九四九年，召開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前，周恩來拿著民盟出席會議的名單，都是先和瀋鈞儒、章伯鈞商量，再與羅隆基、張東蓀討論，而決不把這水火不容的章羅兩派攪和在一起。因為周公知道：他倆碰面只有吵，什麼事情也討論不出一個結果來。
直至反右前夕，這種情況依舊。（一九）五六年的八月，民盟中央和民盟北京市委召集了一些在京的中委座談李維漢（時任中央統戰部部長）關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講話。會議由黃藥眠主持，一整天的會，共提出一百條意見。其中針對民盟中央領導的意見，就是宗派問題。
與會者說：「民盟中央的最大特徵，就是宗派。大家只須閉上眼睛，就能知道誰是哪一派。」
「民盟的宗派，這幾年不特未消滅，而且更發展，不過形式更隱蔽更深入更巧妙罷了，事實俱在，不承認是不行的。」
「表現在人事安排上，他們要誰，就訂出幾條原則便利於誰；不要誰，就訂出幾條原則便不利於誰。」
「他們小宗派之間的妥協，表面上像團結，實際上是分贓。」
有的人指名道姓地問：「到西藏去的中央代表團，盟裡為什麼派黃琪翔去？根據什麼原則？」黃琪翔來自第三黨，顯然，這個質問是針對父親的。而言者為「無形組織」成員，自屬羅隆基手下。可見，章羅關係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謂無人不知。瞭解以上的歷史情況，對羅隆基看到父親承認章羅聯盟的消息所持暴烈態度，便不足為奇了。
個性強直的他拒不承認自己是右派，拒不承認章羅聯盟，在會上不但面無懼色，還敢指天發誓：「即使把我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黨陰謀。」
這麼囂張，自然要被好好地收拾了。羅隆基的主要身份是民主黨派，於是，主要由民盟中央出面，組織高密度、長時間、強火力的批判。批判會一個緊挨一個，有時是挑燈夜戰，午場接晚場。
６月３０日下午和晚上，在南河沿大街政協文化俱樂部，舉行的民盟中央第二次整風座談會，名曰座談，實為批判。它拉開了揭發鬥爭羅隆基專場的序幕。
７月３日晚，在文化俱樂部舉行的民盟中央第三次整風座談會，繼續揭批羅隆基。
７月５日晚７時半至１１時，在同一地點舉行的民盟中央第四次整風座談會，仍是揭批羅隆基。然而，於一週之內搞的這三個「批羅」專場，統戰部和民盟中央的左派都未收到預想的效果。
在反右批鬥會上，羅隆基的「無形組織」與右派小集團無異，成了眾矢之的。有人把北京的吳景超、費孝通，上海吶砦撓Α⒊氯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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