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五日，李長春在通報和部署防治非典型肺炎宣傳報導工作的中央新聞宣傳部門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他說：「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弘揚偉大的民族精神」。據說這是「戰勝困難、奪取勝利」的「動力」。李長春是掌控宣傳大權的方面軍司令，他這麼一說，連日來全國報刊上不是「民族精神鼓舞我們」如何如何，就是「在民族精神的旗幟下」如何如何。總之，「民族精神」氾濫了。像李長春這等技術官僚，歷史知識不多，理論思維不會，權力卻很大。由他來指揮「輿論導向」，不但貽笑大方，而且貽害大眾。
李長春作為前廣東省委書記、現政治局常委，對於廣東瘟病初起時密不發報，後來的幾個月中又以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名義下達文件層層封鎖消息，是負有責任的。鼓吹「民族精神」，也就是強調全民族的責任，從而掩蓋自己不可推卸的責任，以及由於中國政府和共產黨的過失使得局部地區的傳染病禍害全國以至全球的重大責任。
乞靈於「民族精神」抗非典
「民族精神」能夠抗「非典」，莫非中國古已有之？於是網際網路上出現了調侃。有人說，曹操時代就有「非典」；有人說，更早，孔子時代就有了。SARS一時被稱為「奪命怪病」，莫名所以。找到致病的冠狀病毒是二十一世紀的新發現。SARS從廣東經香港一兩天就遠渡重洋到了加拿大的多倫多。歐洲中世紀的黑死病和一九一八年的流行性感冒，都沒有能夠侵入美洲大陸。如此迅速而廣泛的傳染又是交往發達的地球村所出現的新現象。對付這些新問題，怎麼能從古老的「民族精神」中找到什麼錦囊妙計？
民族精神在對抗外部壓力時，不無積極意義。如果是外國對中國發動細菌戰，講講「民族精神」或許還有點用處。自己闖的禍，而且殃及他人，要共同努力消災，用對抗外部壓力的「民族精神」作武器，有什麼用？
從古今關係、中外關係來看，祭起「民族精神」的法寶來應付當前中國的危機，完全是驢唇不對馬嘴。乞靈於「民族精神」，說明如今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沒有精神。
中國靠「民族精神」，別的國家靠什麼精神？人家沒有中國這樣的「偉大的民族精神」，事實上防治工作比中國做得好。越南、新加坡、加拿大從香港輸入了SARS，但沒有爆發為全國性的瘟疫；越南才真是得到了有效控制，已經二十多天沒有發現新病例，被世界衛生組織解除了警報。如果說，各國有各國的民族精神，靠的就是各自的民族精神，那麼，世界衛生組織靠的是什麼精神？沒有任何民族精神的世界衛生組織，卻是世界範圍內協調各國對抗SARS的中心。
弘揚人類精神戰勝瘟疫
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應當弘揚的是人類精神和時代精神。
SARS的蔓延和救治，印證了人類關愛生命的共同利益，以及全球一體護衛人類幸福的共同需要。
威脅生命和幸福的瘟疫是人類的敵人，而不是民族的敵人。在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不分民族和地區，不分富有和貧窮，全球一家，禍福與共。
面對威脅，受到挑戰的是人性，而不是民族性。正義與自私，善良與醜惡，誠實與虛假，堅強與怯懦，關鍵時刻立即判明。在戰勝瘟疫的同時，也醫治了人性中的弱點。
因而，戰勝瘟疫需要激發的是人類精神，而不是民族精神。
中國和東盟關於SARS問題的特別會議結束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說：「有必要在本地區和世界其它地方採取集體努力來有效應對這一致命病毒帶來的挑戰」。強調世界各國的「集體努力」就是體現了人類精神。
美國總統布希與胡錦濤的通話和歐盟主席普羅迪給胡錦濤的信都表示，在此艱難時刻，美國和歐盟願與中國併肩站在一起，在抗擊SARS的過程中，向中國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可能的幫助。這是弘揚美國和歐盟的「民族精神」，還是弘揚中國的「民族精神」？都不是。這是弘揚共同的人類精神。美國、歐盟和亞洲國家所弘揚的人類精神，已經體現為對中國的數千萬美元的捐款和一大批醫療物資的援助。中國在國際交往中如果不以人類精神相回報，標榜絕世而獨立的「民族精神」，難道不覺得羞愧嗎？
在華的外國公司提出：「我們願與中國共渡難關」，並紛紛捐贈呼吸機、監護儀等醫療設備和一筆一筆的現金。難道外國資本家在弘揚中國的「民族精神」？做買賣時錙珠必較，共渡難關時慷慨解囊，難道不是視生命和幸福高於財富和利潤的人類精神嗎？
中國和東盟關於SARS的特別會議的聯合聲明中又說：「在全球化背景下處理像非典型肺炎這樣的非傳統威脅的時候，國際合作應吸收並聚集人類克服災害的最高智能和能力。」這又是強調時代精神，特別是時代的科學精神。從病患身上分離出病毒，測定病毒的基因序列，根據基因篩選現有藥物，進一步創製預防疫苗和發明新藥，以及在大幅度範圍內採取公共衛生措施，在在顯示出二十一世紀新時代的智能，與歷史上對抗瘟疫的方法不可同日而語了。
胡錦濤五月一日在天津檢查工作時說：「奪取防治非典型肺炎的最終勝利，關鍵是要發揮科學技術的重要作用，制定和實施科學的防治策略。」溫家寶在廣州也說：「從根本上說：戰勝非典要依靠科學。」這就說對了。所以，胡錦濤提出：「用科學的力量增強人民群眾戰勝疫病的信心，用科學的方法提高人民群眾自我保護的能力。」而不是像李長春那樣主張用虛無縹緲的「民族精神」「引導群眾增強戰勝疫情的信心。」
民族主義成了萬應靈藥
任何民族都有民族精神，沒有民族精神就沒有尊嚴和自信。但在中國，民族精神往往被錯誤地發揮，用來對抗人類精神和壓制個體精神。
人類雖然是地球的主人，在長時期中並沒有形成為一個整體；人類以往的歷史實際上只是國別史、民族史。到了十九世紀，隨著地區交往的頻繁、世界市場的出現，才有了真正的世界史。二十世紀以來，跨國公司的興起，無國界組織的活躍，特別是全球環境保護的需要，推動了地區的合作和國家的聯合。這是世界歷史的新曙光。人類正在成為自己活動的真正的主體。在新的歷史時代，眾多的民族精神正在融合為人類精神。這是正確的方向。任何民族，自外於人類，以「民族精神」抗拒人類精神，是落伍的表現。新人類的人類精神與新時代的時代精神是一致的。任何民族，脫離時代，面向過去，總是到自己以往的光榮歷史中去尋找靈感，也是落伍的表現。
無數的個體按一定的聯繫組成為民族，眾多的民族按一定的聯繫組成為人類。新時代的新人類，就是從個體到民族到人類合成的有機體。民族是聯結個體和人類的中介。如果一個民族，對內壓制個體，對外對抗人類，非但背棄了民族的責任，而且違反歷史的潮流。作為二十一世紀的人，不理解自己生活的時代。這是莫大的悲哀。
近年來，民族主義成了某些中國人的萬應靈藥。他們所能理解的僅僅是「民族精神」。需要強調人類精神的時候，拿出「民族精神」；需要尊重個體精神的時候，還是拿出「民族精神」。將「民族精神」與個體精神和人類精神隔離，成了精神上的殘廢。這樣的「民族精神」不是什麼「動力」，應當用個體精神和人類精神來拯救「民族精神」了。
二○○三年五月四日於哈佛大學
（2003年6月號《爭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