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今次的危機,之所以被當地人稱為金融地產領域的「非典」疫症,是因其同廣東、北京等地漸緩的疫症相近,先於個別人身上發作,然後出現瞞報、緩報的壓制新聞報導現象,漸漸形成國際上廣為人知的大案要案,案情被迫展示,有涉案官員撤免,引發各界對制度建設的關注。上海的周正毅、錢永偉、劉金寶的案件,至今為止的前半段,確實在走SARS疫症的流程。
但周正毅等人的案件,從北京媒體挖出來的事實來看,卻是一起典型的經濟大案、腐敗大案,這起案件目前已涉及到上海近十間銀行,有關貸款金額在一百億元人民幣以上,有關的項目涉及到上海的七個區。由於新農凱、萬泰兩間公司又在香港控制上市公司,案件又涉及到更為複雜的中港關係。目前周正毅已在北京開始坦白,檢舉到上海前副市長級人物,坊間傳聞更指案件涉及更高層人物。這起上海「五十年來最大的經濟案件」,在上海官員被看成「上海的東方廣場事件」,不是沒有道理。
八年前的北京東方廣場事件,是一個建設項目,引發起政府與民間的對壘,地方與中央的對抗,最後是江澤民順籐摸瓜,剪除了陳希同為首的「北京幫」。今天的「上海首富」案,與之情節有異,是否會起到相當的震懾作用另話,看來也不會出現剪除「上海幫」的結局。
這起案件的調查,是由前朝留下來。溫家寶當年主持中央金融工委,在調查前中銀董事長王雪冰案中,已發現劉金寶的問題,但他隱而不發,沒有將案件與王雪冰的事一起查辦,而是移交給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當時由尉健行主持的中紀委,已有初步的調查,但因交班在即,也將案件暫扣,移交給其接任者吳官正。因此可以說,這起大案,是新一屆中紀委,也是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辦的第一件大案。
由於這起案件背後的政商關係極度複雜,涉案金額可能又是繼廈門遠華案、湛江走私案、汕頭走私案後最高的一個,加上現在的資訊自由度相應提高,這起案件的處理,實際上是胡錦濤、溫家寶、吳官正等人手上的一個燙手山芋。
我們之所以認為這起案件昭示出典型危機,是因主要涉案者玩的把戲,都是在政界廣結善緣,爭政府項目圈地,拿國有銀行貸款,在香港和上海收購上市殼公司,再玩一系列轉讓、套現、收購的遊戲。這種手法,在大陸的部分新富中,已是典型的把戲。
而這類案件導致的結果也是典型的,像劉金寶這類銀行的高層管理人員被拉下水,是結果之一,而銀行被迫接受新的不良貸款,是結果之二。中國大陸的國有銀行,未償還貸款中約四成是不良貸款,現在要打消這些不良貸款,需要投入二萬四千億元人民幣左右。在其他國家,這當已躍過金融危機的風險控制線。
更值得關注的,是案件再次昭示典型的政治現狀。今次案件細節有待披露,但大陸地產界典型手法,是靠在一個權貴身上,才能拿地,養下一個銀行高層,才能錢來有源。研究腐敗問題的學者說,九十年代後期,沿海經濟發達地區、金融業腐敗尤為嚴重,出現高官家人涉案增多、高官因女人犯案增多等現象,上海大案正合這些判斷。現在受到衝擊的,不只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不只是呼籲資訊的公開,中共的幹部任免制度、幹部監管制度乃至整個政治體制,都要進一步去反思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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