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鋒舉例，中國對外宣布南京市只有一名SARS病例，但南京一家法國公司兩名職員回法後卻證實染上SARS，而使公司撤回了七十多名法籍職員；同時南京市在五月一日名列生意最差城市的第三名，僅次於北京、太原，使人懷疑南京真的只有一名病例。
凌鋒認為，SARS問題將激化十六大後高層的權力鬥爭，例如江澤民已在上海另立中央，和北京的胡錦濤政權對峙，形成「兩個司令部」。
他說，江系人馬對SARS按兵不動，氣氛詭異，新領導人也力不從心，地方政府繼續隱瞞疫情。「由於中共威信的喪失，出現了搶購風潮、逃亡潮和抗爭行動，而且這股疫情正向農村擴散中」。
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凌鋒認為，中國經濟受衝擊較小，主因在於中國的服務業比重較小，國有企業仍佔優勢，抗災力比較強，因為在疫情蔓延時，醫療機械、用品、醫藥及汽車業、電訊業還得以發展，減低對整體經濟的影響，股市沒有暴跌也是這個原因。
凌鋒引述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副院長李雨時的談話強調，中國經濟的發展依賴外界的投資而非改革，因此如果中國處理不好這件事，後果會非常嚴重。中國經濟發展的命運，乃至中國的前途，最終還是掌握在中共自己及被中共控制的人民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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