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中國大陸在這次SARS疫情處置過程中，政府更多依靠的，是無限膨脹的自由裁量權。因為，目前中國政體的基本原則是，政府可便宜行事、擁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而不需法律授予，隨時可在適當的時候行使權力。因此，大陸新近成立的銀行監督委員會、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都未經過任何立法授權，而只須獲得行政部門的批准，就可以開始掛牌運作。
在這樣的行政值導向下，造成整個大陸社會制度結構的扭曲，所以，當政府的目標是發展經濟，官員的政績主要就體現在GDP增長率上，而當他們面對任何突如其來的社會事件和災難，例如SARS，官員的本能反應是隱瞞和欺騙。因為，這些中共官員不想影響本地的投資環境、商業環境，他們隱瞞的理由是，維持投資環境，也是造福民眾、創造就業機會，所以即使因此暫時犧牲一下民眾利益也是值得的，這樣的結果，就導致SARS疫情的一發不可收拾。
此外，這篇文章也坦承，大陸在這次處理SARS危機中，政府是絕對的主角，公眾則完全處於被動地位。當然，這是在大陸現有制度下，唯一有效抗衡疫情的辦法。然而，對於一個健康的社會來說，這終究是一種可怕的局面。文章坦承，在一個自然而自由的社會中，社會最基本、最大量、最重要的組織形態，就是形形色色的自治性組織，而不是合法壟斷暴力的政府。
與人民日常的物質、精神生活關係最密切的，也正是這些自治組織，比如商會、同業公會、工會、宗教團體、興趣性社團、專業社團、校友會等，但在中國現有政治體制中，卻嚴重抑制社會這種組織有機體，於是當大陸社會出現如SARS這種緊急狀態的時候，整個社會只能完全束手無策，而無法出現類似911事件後，紐約大部分救災活動都是民眾自發自覺組織起來完成的局面。
因此，當SARS降臨時，一個沒有多元組織的社會，當突如其來的災難降臨時，每個人只能孤獨地面對著，結果只能是人人自危，整個社會必定只有陷入巨大的恐慌中。
（中央社記者彭思舟臺北二十日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