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日報>>顧問孟玄、前中國體改所官員張剛、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所所長呂曉波、前香港<<信報>>總編輯丘翔鐘、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陳希、多維新聞社總編輯何頻、哈佛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陳小平和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王軍濤先後在會上發言。專家學者們認為，薩斯蔓延是不幸的災難事故，對正在世界範圍崛起華人是一個挫折。但對薩斯成為災難的原因和大陸政府應對措施學者專家則由於專業和角度不同而又不同看法。
下面是王軍濤在個人發言基礎上整理的專文：
不僅破壞了中國大陸人民的正常生活、而且給全世界華人的健康、經濟和形象在受到嚴重打擊的薩斯疫情失控事件是一起典型的中國特色政治事故，暴露出何頻先生所說的典型的中國政治問題；如果沒有必要的政治改進，不僅目前遏制薩斯的鬥爭會事倍功半，而且不能防止今後再發生更嚴重的悲劇；薩斯氾濫不過再次表明，在沒有政治安全的國家，公民不僅享受不到正義，而且不會有任何安全，不會有生命、健康、社會地位、人格尊嚴、財產和經濟保障的安全。我想根據今年4月27日<<人民網>>和<<紐約時報>>的報導討論三個爭論話題。
一，薩斯疫情失控是突如其來的公共衛生災難還是政治事故？
我認為，這是政治事故。早期病例也許是有因為對突如其來的新病缺乏瞭解的誤診誤醫，整個疫情失控不是公共防疫或衛生系統遲鈍反應，而是中國大陸執政者在疫情初期出於政治考量，刻意隱瞞疫情，從而錯過控制疫情大規模氾濫的最佳時機。大陸目前所用的「突如其來」、「天災」和「非典型肺炎」等詞彙反映了無意識的推卸和遮掩政治責任的心態。讓我們看基本事實。
根據<<紐約時報>>4月27日報導，世界衛生組織(WHO)駐京辦事處在2月10日接到電子郵件，告知廣東發生新的傳染病，同日美國駐華使館也向WHO反映，一個美國公民在廣東染奇特病死亡，據說是流行性傳染病。WHO立即向中國詢問。2月11日，中國衛生部向WHO證實確有此病。2月12日廣東向WHO報告，中國發生非典型肺炎，已有305例病人，死5例。據4月27日<<人民網>>報導，衛生部副部長、醫療專家馬曉偉曾四下廣東研究防治薩斯，第一次是2月9日。而據<<明報>>採訪廣東省河源市人民醫院呼吸病科謝金魁教授稱，他在去年12月17日收治第一例薩斯病人時，就上報廣東省衛生廳備案。這些報導表明，廣東衛生管理部門在去年12月、國家衛生部在今年2月就知道薩斯疫情及嚴重危害。而根據WHO專家介紹和有案可查的關於廣東和衛生部官員的報導，中國政府一直隱瞞疫情，拒絕採取有效的手段隔離和控制疫情氾濫，從而導致今天疫情如此嚴重。
由此可知，薩斯成災，不是醫療事故，也不是什麼缺乏經驗，更不是什麼突如其來的天災，而是政治需要和前任執政者倡導的官場風氣導致了錯過機會控制疫情。政治需要是，在那個特定時間要創造適宜的氣氛對13年有個輝煌的總結；官場風氣是，對人的麻木不仁和歌功頌德的官場陋習。
二，中國政府是否已經查清問題、追究責任人的責任和措施到位？
我認為，還沒有；不僅沒有，而且主要疫情病源區和執政集團高層都有人還在繼續故意隱瞞真相、包庇責任人並甚至控制所轄資源抵制胡溫領導集團抗擊薩斯的部署。時下的「大張旗鼓」反映了一線苦鬥的胡溫兩位先生在制度化資源不足和渠道不通以及上下掣肘的情勢下只能以虛張聲勢的方式實施動員。從國家現有制度化資源和渠道看，抗擊薩斯的工作遠沒有到位。這主要是政治體制中的問題導致的惡果。
第一，中國政府雖然處理了兩個高官，但並沒有向人民說明這場疫情是怎樣失控的，是誰、處於什麼考慮、採取那些措施，怎樣延緩了疫情控制時間，導致這場災難。而且，如剛才陳小平先生的法律分析表明，對行政首長的處理的程序既不合法，也不公正。這樣會使我們放過真正的問題和責任人，並且錯過反省國家制度中存在的嚴重缺陷的機會。這是多少同胞的健康、幸福和生命以及巨大的華人形象代價提供的機會。我們還需要公正嚴格公開和可信的調查。
第二，當薩斯疫情氾濫時，政府封鎖疫情的訊息，國人為追求安全只能自己私下交換疫情信息，有同胞因此而受迫害，至今沒有得到制止和糾正。廣東在4月20日中國政府已經表態嚴厲控制薩斯病後還在抓人。根據4月27日<<人民網>>轉載新華網廣州記者肖文峰4月26日報導，4月14日廣東東莞市清溪鎮某電子廠員工彭某在廠內電子網路上得知一條消息，清溪三鋼廠有人死於非典，市衛生局來人調查，並隔離工廠，請大家多注意。彭公民立即將此件送給全單位約40人。4月21日單位將彭公民開除，4月23日清晰公安分局竟抓彭某。根據報導，彭公民沒有偽造消息，添加內容；而防治傳染病本來就應當「寧信其有、不信其無」地隔離。彭公民沒有任何違法行為；顯然這是違法迫害。
第三，目前的疫情通報仍不可信。這可以通過比較香港與全國內地各地的疫情通報而揭示。我們可以假定，香港的醫療水準、政府責任心、統計質量和通報公開性是可靠的，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合理的疫情發展參考樣本。與香港比較，只有北京通報的疫情與其相似，因而可信；全國其他地區特別是上海的通報可疑；廣東根本不可信。由於傳染源不一樣，可能香港對全國其他地方的參考意義不大，但廣東是香港的傳染源，沒有理由比香港好。根據4月27日<<人民網>>，廣東去年11月發病，不控制傳染達數月，今天的控制隔離措施也沒有達到傳染病隔離所要求的嚴格程度。但4月27日廣東只有1300多病例，死亡51例，治癒率85%；而香港2月21日廣東帶毒者入港，3月香港發現本土染病者，3月27日全港開始標準嚴格的疫情控制，至4月27日，有1500多病例，死亡133人，治癒率是43%。顯然，廣東疫情通報有水分。
第四，廣東不僅繼續提供虛假信息，而且採取各種違法違紀方式掩蓋真相。上述關於彭公民的消息中最令人震驚的是時間。根據大陸最近一期<<財經>>雜誌透露，國務院在4月13日召開了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會議；當全國都落實會議精神嚴防薩斯時，彭公民在4月14日轉發電子郵件給好友同事。中國政府在4月20日以懲罰高官方式公開表示嚴厲控制非典的決心。但廣東的電子廠卻在4月21日開除彭公民。廣東公安機關在4月23日抓彭公民。如果確如何頻先生所言4月20日後的報導須經黨政兩個一把手簽發，那麼張德江先生是在4月26日簽發這條消息。廣東分明是繼續以鐵腕掩飾問題。用公安行話叫頂風作案！如果是普通案犯，會被視為藐視政府而從嚴打擊。在濫抓公民封鎖疫情的同時，張德江先生還嚴厲整肅以揭露黑暗而在全國口碑很好的廣東報業集團。聯想到邱祥鐘先生剛才說，香港去年12月就聽說廣東有新傳染病，但嚴令醫療單位保密，違者將受處罰。不僅如此，當全國十五個省市查處抗擊薩斯不力的官員時，廣東作為薩斯的病源，至今沒有懲處一人。此外，衛生部副部長馬曉偉先生自2月9日至4月27日四下廣東卻非說廣東防疫沒有問題。4月23日，更有大陸在香港的傳媒<<文匯報>>讚張德江鐵腕治薩斯。眾所周知，薩斯起源於廣東；如果廣東確實盡職，如果張德江先生鐵腕治薩斯，那就不會有2月21日劉醫生將病傳入香港進而傳入世界(<<紐約時報>>4月27日報導)，也不會有北京大規模疫情爆發。這些事實使任何對中國官場有點瞭解的人都意識到，也許有一個龐大的覆蓋官場、媒體、衛生系統的關係網正在動用一切合法和非法的手段繼續掩蓋薩斯病源區的問題和責任以保護張德江先生；這使得我們遠沒有查清事實真相，也沒有糾正所有失誤和還受害者公道，更沒有懲辦主要肇事者，甚至不能保證廣東不再繼續頂風作案、向全國輸出病毒。
第五，廣東這樣無法無天決非偶然；那個關係網很可能通向最高核心。中共高層至今聲音並不一致；不僅是表態時間不一，而且口徑不一，措施更不一。在黨政一把手全力認真負責治理薩斯時，不僅江澤民先生主持的軍隊沒有沖在一線，而且吳邦國先生主持的人大沒有提供緊急立法支持、黃菊先生主持的政協沒有提供有聲望的人士的民意支持、甚至吳官正先生主持的紀委都不提供黨紀政紀的宣示支持。中國權力結構中的六大系統(黨委、紀委、人大、政府、政協和軍隊)中竟有四大系統做壁上觀！比較89年鎮壓民主運動、99年鎮壓法輪功甚至90年代初的抗洪救災，這是極其反常的現象。當一線主持工作的領導人表示堅決治理非典和實事求是報告疫情時，有另外的權力中心卻表示要「有秩序」地治理非典。根據中國過去的政治經驗，後者實際上是說，在他們認為需要維持穩定時，可以隱瞞疫情，包庇失職幹部，以及違法抓人。他們可以躲進隔離嚴密的安全地帶，但老百姓會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付出更大的代價。這種兩個權力中心的兩種聲音造成兩個惡果。一個惡果是全國抗擊薩斯出現兩種相反的情勢。一是北京為代表的不僅從嚴治理薩斯，而且如實公布信息。二是廣東代表的繼續根據治理疫情之外的需要違法控制治理過程。另一個惡果是一線主持工作的黨政領導缺乏足夠的資源有效展開抗擊薩斯的工作，沒有人大的立法資源，沒有政協的民意資源，沒有紀委的黨紀政紀約束資源，更沒有軍隊的高度組織化、效率高和機動性強的突擊隊資源。
實際上，正是由於高層有不同聲音、軍隊沒有一如既往地在一線行動、廣東等地方繼續抵制公開和隔離疫情以及一線胡溫缺乏調配所有資源的動員力，薩斯防治才在北京如此虛張聲勢。我相信胡溫及大多數黨政領導此時是真誠努力的。而且，我不同意某些網友批評現在聲勢過大，引起不必要的恐慌。要知道，控制疫情的關鍵是隔離病毒感菊吆托(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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