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像李侍堯這樣封疆大吏一級因貪污被殺的有雲貴總督恆文、山東巡撫蔣洲、山西布政使楊龍文、貴州巡撫良卿、湖南巡撫方世俊和廣西巡撫錢度，以及步軍統領（即九門提督）兼兵部尚書鄂善和駐南疆葉爾羌辦事大臣高樸等多人。這批伏法的貪官污吏，有的是漢人，有的是旗人，有的甚至是皇親國戚，乾隆在最後批准處決這些腐敗的高官時一向毫不留情，絕不手軟。
既然如此，當大貪官李侍堯已被推上法律程序難逃一死時，乾隆為什麼一反常態，優柔寡斷起來？難道李侍堯真的有什麼值得乾隆不惜曲法而貸其一死的地方嗎？
李侍堯，字欽齋，漢軍世家出身，他的高祖就是清開國著名功臣李永芳。李侍堯一生仕途的發達是伴隨著乾隆初政而開始的。二十幾年間除繼其父李元亮出任戶部尚書外，先後擔任過兩廣總督、湖廣總督和雲貴總督等封疆大吏，其中在兩廣任上時間最長，累計達十七年之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晉升位極人臣的文華殿大學士，當時緬甸、安南局勢迷離，有旨命仍留兩廣總督任以坐鎮南疆。
李侍堯身材瘦小，貌不出眾，但精敏過人，雖讀書有限，一應公文案牘卻能過目不忘，每有陳奏事件，無不切中事理，動合機宜，接見僚屬，談不上幾句，便可以洞悉這個人才幹優劣，下屬應對，稍有差錯，必痛加呵斥，不留絲毫餘地，屬員莫不屏息聆聽，大氣也不敢出。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年底，原任甘肅按察使海寧奉召二次入值軍機處。此前，海寧曾外調任雲南多年，耳聞目睹，對這位李中堂的飛揚跋扈、貪財好貨知之甚詳，多有不滿，只不過隱忍不言罷了。現在與軍機司員老友重逢，酒酣耳熱之際，則不免披露一二昔日上司操守不潔之處，不意話很快傳到軍機大臣和王申耳朵裡。
和王申對李侍堯銜怨已久，扳倒李侍堯既可大得人心，又能踩著這塊巨大的墊腳石迅速往上爬，這天賜良機豈能輕易放過？和王申很快抓住機會在乾隆跟前密奏海寧與小軍機們私下議論李侍堯貪得無厭，人言籍籍。當時正值歲末諸事繁忙，開年又要大駕南巡，皇帝一時顧不上，就暫時將此事壓了下來。
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十二，乾隆自京師啟鑾，開始即位以來的第五次南巡。一路雖然照常處理軍政事務，但總歸有了點閑暇可以過問李侍堯的事了，就兩次召海寧當面詢問李侍堯在雲南操守如何。海寧不摸皇上的底，哪敢造次，況且如一經舉發而屬員畏憚李侍堯，不肯承認，自己反倒落了個誣蔑上官的不是，可怎麼得了？就向皇帝說李侍堯辦事認真，待下不免嚴急，流言蜚語不能說絕對沒有，但恐怕誰也無法指證。這番話繞來繞去，雲山霧罩，讓人摸不著頭腦。乾隆不耐煩了，他想李侍堯或好或歹，既已人口流播，總得弄個水落石出，有個交代，於是嚴旨令海寧明白回奏，不准再行模棱。海寧這下子才慌了，加以和王申一旁攛掇，只好根據自己在雲南所見所聞，將李侍堯貪婪劣跡分款稟呈，合計大約收受白銀一萬餘兩。當時白銀一兩大約折合當今人民幣一百五十元到二百元的樣子，用今天的話就是李侍堯共向下屬索取賄賂約二百萬元之巨。乾隆看到軍機大臣福隆安等呈上的海寧稟帖時，正在經過山東境內從濟南南下至長清縣的驛路上，當即降旨派戶部侍郎和王申和刑部侍郎喀寧阿前往雲南查辦李侍堯一案。
從派出欽差查辦李侍堯以來，乾隆的心境就頗不平靜。協辦大學士英廉最先將查抄李侍堯在京家產情形並附清單奏報上來，其中赫然開列於抄得金銀珍寶之首的是「黃金佛三座，真珠葡萄一架，珊瑚樹四尺者三株」。乾隆依稀記得，這幾件東西都是李侍堯進過的貢物，只因貢品過多而退還的，較之賞收的物件實在要次一等。「李侍堯戀主之誠原是旁人不及的呀！」乾隆心中默默念叨著。隨後又接英廉奏報，說三月初二有李侍堯家人喜兒自行投到官府，供稱到京之後見李家已經奉旨封門，知道李總督壞了事。他說，剛開了年，我主人就差我從雲南進京，交給我貢單一個，準備將來照此單備辦萬壽貢物云云。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三是皇帝七十整壽，向來領風氣之先的李侍堯豈能落後？「這麼早就開始想著給主子過生日了」，李侍堯的孝心真是別的臣僕沒法比的，乾隆對李侍堯更不免生出顧念憐惜之意。
乾隆何等精明，他心裏怎能不知李侍堯那洋洋大觀的貢品的來歷。為什麼李侍堯貪贓事發後皇帝心底不能平靜？他在念叨李侍堯好處的同時，深知查來查去，不管怎麼遮掩，最終也要和進貢勾連起來。
南巡途中，乾隆已經開始考慮如何遮掩李侍堯的貪婪與其竭力備辦貢物之間的聯繫。
乾隆四十五年三月上旬欽差大臣和王申向乾隆奏稱：經查詢，李侍堯受賄索賄約計三萬一千兩，比海寧呈稟所列各款超出許多。
經欽差大臣遵旨初審擬罪上奏之後，按常規由皇帝將欽差大臣初審的奏折批交刑部核議，由刑部拿出本部意見上奏。但李侍堯系大學士兼管總督，為朝廷大臣，國家體統的尊嚴所系，不宜由刑部論議；況且，刑部侍郎喀寧阿與和王申同往雲南審案，已經表達了該部的意見。像李侍堯這樣的大案重案，由皇帝批交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核擬速奏」，應該說是最符合當時司法常規的。但乾隆深知如果走這樣的程序，李侍堯必死無疑。因為三法司的大臣們惟知就法論法，他們肯定認為欽差大臣和王申擬的「斬監候」失之輕縱，只有「從重立決」才能維護法律的尊嚴。如果不交三法司，還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批交「大學士、九卿會同核擬具奏」。大學士、九卿會議解決的是「事體重大或理有疑難」的問題，大學士、九卿會審是最高審級，由它決定李侍堯生死，於國家體制講是正辦，就國家常規司法程序而言也講得通。更重要的是，大學士九卿會議雖說體制尊崇，其實不過走走形式而已。這一點，乾隆心裏非常明白。
九卿指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大理寺、通政使司九個衙門的首長，當時叫「堂官」。由於各部院首長實行滿漢復職制，所以每部有滿漢尚書二人、滿漢侍郎四人，即六位堂官，加上七八位大學士、協辦大學士，如果都到齊了，總該在四五十人上下。讓這麼一個等級森嚴又各自業務「隔行如隔山」的國務會議去解決某一個如李侍堯如何定罪量刑的十分專業的問題，怎麼能不走形式呢？所以大家並不十分重視，隨便找個理由請假，或者到了會場幹別的事扯閑篇兒，甚至藉機閉目養神，結果一開就是幾天。乾隆完全有理由認為，把李侍堯交大學士、九卿會審，維持欽差大臣和王申「斬監候」原擬，該不會有什麼問題吧？
誰承想，結果竟大出乾隆意料之外！
核議李侍堯一案的大學士、九卿特舉出鄂善等人之例以論證李侍堯應從重立決，應該說是相當有力的。但這一來，無異於把意欲通過常規司法程序免李侍堯一死的乾隆皇帝逼到了牆角，幾乎沒有迴旋餘地了。
此時南巡迴鑾的車駕已進入直隸境，乾隆忽然想起不久前湖廣總督富勒渾前往江南行營在接駕時講的一番話，心中頓時有豁然開朗之感。當時正趕上欽差大臣和王申審擬李侍堯一案奏折遞到行在，皇上借召見之機，詢問富勒渾有何意見，富勒渾主張代其一死。他說：李侍堯歷任封疆，實心體國，認真辦事，在各省督撫中並不多見。臣以為李侍堯雖晚節不夠謹飭，但罪不至死，若皇上開恩棄瑕錄用，將來未必沒有其報恩之處。乾隆內心雖深以為然，不過，面無表情，未置可否，這令富勒渾日後深悔失言。而此時乾隆想起如果將如何處置李侍堯放在數十名總督、巡撫範圍內再加核議一番的話，他們之中至少可以確保有富勒渾一人會站出來公開表態反對將李侍堯即行斬決，到那時，事情不難於山重水復的絕境自然引出柳暗花明之前景。思考已定，乾隆決定繞過正常司法程序，另闢蹊徑，將李侍堯一案發交封疆大吏們各抒己見。
最先遵旨具題的是離京較近的直隸總督袁守侗、河東河道總督李奉翰、山東巡撫國泰和江蘇巡撫吳壇，他們的意見都是贊同大學士、九卿所擬應從重「速正刑章」，乾隆心中雖有不快，但是他們的態度都早在意料之中，於是在他們的題本上分別批示：「三法司知道。俟各省督撫題覆到齊之日再降諭旨。」
乾隆期待已久的湖廣總督富勒渾明確表態。富勒渾在遵旨用題本奏覆的同時，又給皇帝寫了一件奏折，令乾隆大失所望又火冒三丈的是這個不可救藥的渾蛋事到臨頭又變了卦，他竟敢奏稱：「大學士、九卿以李侍堯贓私纍纍，僅擬斬候尚覺罪浮於法，從重改擬斬決，請旨即行正法，酌理准情，實亦罪所應得。」
可憐富勒渾和他的幕僚們反覆推敲諭旨中「酌理准情」四字的深意，結果還是把主子的真正用心揣摩錯了！在這場事關前程榮枯的政治投機中，富勒渾一念之差，隨大流站在了主張從重立決的絕大多數督撫一邊。
到當年十月初，各督撫覆奏到齊，乾隆該做出決斷的時候了。
十月初三，向天下臣民頒布暫緩處決李侍堯的明發諭旨，其中著重提到「各督撫大率以身在局中，多請照大學士、九卿所議，而閔鶚元則以李侍堯歷任封疆，勤干有為，為中外所推服，請援『議勤』『議能』之文，稍寬一線具奏。是李侍堯一生之功罪，原屬眾所共知。諸臣中既有仍請從寬者，則罪疑惟輕，朕也不肯為己甚之事。」
說到這裡，乾隆可能也感到不夠理直氣壯，就又補了幾句，說明年朝審九卿勢必擬以「情實」，到那時「朕亦不能曲法姑容」了。
但哪裡等得到「明年朝審」呢？皇皇諭旨頒發不過半年，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撒拉爾回人反清起事爆發，即奉「特旨」將李侍堯從刑部大牢裡請出來，「賞給三品頂戴，並戴花翎，赴甘肅總辦軍務。」四月，陝甘總督勒爾錦獲罪，又有旨命李侍堯「管理陝甘總督事。」
李侍堯由雲貴總督任上獲罪，不過一年時間又總督更其重要的陝甘等省了。好運還在後頭，隨著甘肅通省冒賑貪污巨案敗露，李侍堯奉命偕欽差大學士阿桂徹底查辦，勤能無人企及、以辦理繁巨事務見稱，且深通官場腐敗奧秘的李侍堯有上佳表現自不待言，乾隆的以貪官查辦貪官的以毒攻毒之計，也真讓人不能不嘆服。
大難不死的李侍堯雖年屆七十而運氣不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五月因辦理甘肅貪污大案非常得力，乾隆命「給予現任品級頂戴」，八月，「加太子太保」官銜，不過兩年工夫，又從一個待決死囚的陰影下走向了晚年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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