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儘管我們不能取得一致意見，我從未有絲毫懷疑我的丈夫是在做對得起良心的事情。我的丈夫，一個美國永久居民，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數學博士和哈佛大學的政治經濟學博士完全知道他的選擇對他意味著什麼。我明白，這是一個理性的選擇，而不是出於一時的衝動。在過去的幾年裡，他發表了一百多篇文章，關心和探索中國如何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包括對非暴力原則和非暴力理性抗爭的討論。
在我爭取各方面同情和幫助我丈夫的過程中，我收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廣泛的、溫暖的同情。同時也遇到一個障礙，就是這樣一種想法：既然他是用他人的護照進入中國，違反了法律，那麼就應該接受懲罰。這種想法始終給我留下陰影，相悖與我對公平的認知。我想，這些人恐怕並不知道事實的全部吧。
1989年，中國政府把軍隊開進了天安門廣場。那時我的丈夫還是伯克利的學生。對於建利來說，僅僅是憤怒是不夠的。他必須行動起來。他先把學校裡的同學組織起來，然後代表這些同學飛到北京，公開表示對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的支持。他在那裡一直堅持到了6月4日中國政府鎮壓的那一天。這就是他所謂「違法」的第一步。楊建利與中國政府對立的這段經歷僅僅是許多中國公民同樣經歷過的故事的一部分。
中國政府先是用坦克和機槍屠殺了無辜的市民，然後把那些公開反對其暴力鎮壓的中國公民放在黑名單上，讓他們永遠不能返回中國。我丈夫的名字就在那個黑名單上。政府已多次拒絕他延長護照的申請。更有甚者，中國政府聲稱，像楊建利那樣的反對者不僅與中國人民失去共同認知，而且他們自己就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中國政府還聲稱，像我丈夫這樣的人離開中國太久了，他們不瞭解現在的人權狀況是「我們國家歷史上最好的」，且批評中國政府是在幫助中國的敵人。
如果楊建利「違法」了，讓我們先假定他應該為他的行動受到「懲罰」，那麼中國政府做到公正和執法了嗎？ 如果是的話，他就應該依據中國的法律受到公開和公平的審判。但事實上，楊建利一直被單獨囚禁關押已經超過六個月，大大超出法律規定的時限。直到今天，我還沒有收到有關部門關於我丈夫關押在何處或被捕的任何通知。我對他的現狀和他的身體健康狀況一無所知。就好像他突然從地球上消失了。為了找到他，我五月份飛到中國。然而立即被強迫送上了下一班返回的飛機。直到幾個月以後才通過外交上的壓力，從美國國務院得到了他被中國政府拘留的簡單答覆。法律的尊嚴何在？一個政府這樣的行為不但是非法的，簡直就是不文明的。
回首往事，我想楊建利本來是可以留在他的象牙塔裡的。也許他現在已經是一個數學教授，正平安地與妻子兒女們在一起。是1989年的事件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他為了他所熱愛的祖國能有一個民主自由的美好未來選擇了走現在的道路，奉獻著自己的人生。他在哈佛大學就讀政治經濟和政府學博士的時候，三與創建了21世紀中國基金會。作為他事業的一部分，這次他決定不計方式地要回到中國的直接原因是為了實地考察當時在中國東北發生的大規模的工人示威活動。這一事件被中國政府封鎖消息，不被外界報導。
在楊建利進入中國後(我們以為成功地進入了)，他給我往家裡打了電話。他興奮地告訴我，他正在天安門廣場上騎著自行車。儘管背景噪雜，他純真的歡笑清晰地傳了過來。想到這麼多年來他為了爭取回國的權益所受的苦累，而這一刻他能如此歡快地暢遊在那片熟悉又親切的土地上，那份感受不禁令我淚流滿面。但是幾天以後我就失去了和他的聯繫。
作為一個妻子和母親，我的擔憂可能會讓我不同意他去中國。但作為一個生在中國長在中國的人，我堅決地支持他認定是正確的選擇。他的行動不是為了與法律對抗，而是為了爭回他所失去的應有的權利。在這一點上，建利所崇拜的甘地說的再清楚不過：
「人的不服從是一個公民與生具有的權利。他寧死不會放棄。」
《議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