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以毛澤東下令向全國公開宣傳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所寫的那篇攻擊北京市委和北大黨委有關領導人的大字報為開端。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高度評價聶元梓等人的這張大字報，譽之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在此"樣板"的啟示下，一時間大字報在全國鋪天蓋地般湧現出來。寫大字報的人們，當然並非都是像聶元梓那樣的個人野心家，也並非都能像聶元梓那樣得到來自中共高層的鼓勵和支持。不少大字報作者是懷著真誠的革命熱情響應毛澤東
"反修防修"、"保衛無產階級江山永不變色"的號召而"拿起筆作刀槍"的.
當時，有許多外國專家在北京的新華總社、中央廣播事業局、外文局、中共中央編譯局和一些大專院校、科研、出版部門工作。這時，外國專家們也紛紛提筆寫起了中國特色的大字報，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四個外國專家陽早、史克、寒春、湯普金斯合寫的一張[1]，後來被譽為"外國專家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這張大字報寫於1966年8月31日，即毛澤東第二次檢閱紅衛兵那天。在1967年3月22日的《人民日報》上曾有一篇題為"在毛澤東思想大學校裡成長──訪問一位在中國工作的美國女專家"的報導，談到了美國女專家寒春和她的丈夫陽早參加寫作這張大字報的經過："在這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中，寒春同志和她的全家人都強烈地要求參加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八月底，她和她的愛人，還有另外兩位美國朋友一起，寫了一張大字報，表達了對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無限熱愛，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無限熱愛。……"
但是，此報導只摘引了這張大字報中的幾句表態性的話，而沒有介紹大字報的具體內容。不僅今天的人們，就連當時的許多"文革"親歷者也只知有其事而並不瞭解這張大字報究竟寫了些什麼。若幾位外國專家僅僅是表達對毛澤東的熱愛和對"文革"的擁護，那顯然太一般了，不足以被稱為"馬列主義大字報"。
現將這張大字報全文轉引如下：
給外國專家局的大字報
為什麼在世界革命的心臟工作的外國人被推上修正主義的道路？？？是哪個牛鬼蛇神指使給外國人這種待遇？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不論他是哪個階級，不論他對革命是什麼態度，都受到這種"五無二有"的待遇："五無"：一，沒有體力勞動；二，沒有思想改造；三，沒有接觸工農兵會；四不搞階級鬥爭；五，不搞生產鬥爭。"二有"：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
，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這種待遇是什麼思想支配的？這不是毛澤東思想，這是赫魯曉夫思想，是修正主義的思想，這是剝削階級思想。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結果又是什麼呢？1.使要革命的外國人不能掌握毛澤東思想，只能在口頭上說條條；2.使革命的外國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義道路上去；3.阻礙在中國的外國小孩成長為堅強的革命者；4.把革命的外國人和他們的中國階級兄弟隔離開，破壞他們的階級感情，破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我們認為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到世界革命的原則的問題，我們堅決反對這種待遇。
我們決心要成為堅強的革命者，成為堅定的反修戰士。為了把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我們決心鍛練和考驗我們自己。我們的後代必須成為堅強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決不允許他們變成修正主義分子。
因此我們要求：1.以階級兄弟看待我們，而不是以資產階級專家看待我們；2.允許並鼓勵我們參加體力勞動；3.幫助我們進行思想改造；4.允許並鼓勵我們緊密地結合工農群眾；5.允許並鼓勵我們參加三大革命運動；6.我們的孩子和中國的孩子，受到同樣的待遇和嚴格的要求；7.生活待遇和同級的中國工作人員一樣；8.取消特殊化。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成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中國人民、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萬歲！萬萬歲！！
這張大字報很快就被上報到最高層。9月8日，毛澤東作了批示。不過當時
有關部門並未向外國專家們傳達這個"最高指示"。據在新華社工作的比利時專家邱亨利1967年4月19日在中國礦業學院"東方紅"召開的批判《修養
》（即劉少奇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大會上發言"揭發"："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拒不傳達毛主席的指示，在外辦和外國專家局頑固地執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2] 但是，毛澤東這個批示仍然不脛而走，並被紅衛兵、造反派錄入當時編印的各種"文革大事記"。當時在外文出版社和《中國建設》雜誌工作的著名專家愛潑斯坦（從小在中國天津長大的波蘭籍美國記者，"文革"前已取得中國國籍並加入了中共，但仍被紅衛兵們視為"外國朋友"），在1967年的一次"批判大會"上向群眾公布了毛澤東的批示內容："我同意這張大字報。外國革命專家及其孩子同中國人完全一樣，不許兩樣。凡自願的，一律同樣作。"
大字報的作者之一、美國農業機械專家寒春，後來在一次揭發批判外國專
家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上談到他們獲悉毛澤東批示後的心情時說：
"現在，我們聽到了毛主席的聲音！毛主席沒有框框，他是全世界人民的解放者。他無限相信人民能夠自己解放自己。……毛主席只用了幾個字就把反革命修正主義者分裂世界無產階級的陰謀詭計砸得稀巴爛！我們擺脫了枷鎖！大門向我們敞開了！現在靠我們自己去學游泳了！"[3]
我們現在來看這張大字報，仍然不能不承認，除去其中個別的"文革"詞語外，大字報表現出的是外國專家們對中國革命的一片赤誠之心。這正如當時在外文編譯局工作的法國專家戴妮絲．李─勒佈雷頓在其回憶錄《愛是不會凋謝的》一書中談及她的"文革"經歷時所說的那樣："因為我們從無惡意，一直為尋求中國人民的利益和為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努力。假如說我們有時在某些方面搞錯的話，也是和許多無辜的人一樣，因為不瞭解情況，過於天真。"[4] 此話確實樸素而真切地概括了當時許多狂熱投身
"文革"的人們的特點。
這張大字報的作者中陽早和寒春夫婦最有名。陽早（原名歐文．恩格斯特或希德．恩格斯特）是美國農學家，1946年28歲時到中國，希望改變中國農業的落後面貌。他在延安進入中共創辦的最早的農場工作，寒春（原名瓊．韓丁）是其好友的妹妹，原在美國從事核物理研究，參加過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和試驗工作，後在芝加哥核物理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與楊振寧在同一研究小組。她為了愛情和理想，放棄了在美國的條件優厚而大有前途的工作，於1948年初來到內戰炮火中的中國，次年春在貧寒的延安窯洞裡與陽早結婚。此後，夫妻倆從延安到"三邊"，從陝北黃土高原到內蒙草原，從西安草灘到北京郊區，為中國農業的機械化和發展畜牧業兢兢業業工作（1987年中國政府為表彰他倆在中國連續工作40年，向他們頒發了《國際科技合作獎》）。從他們的經歷可知，他們屬於那種如今已十分罕見的理想主義者。
在1967年一次批判外國專家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上，寒春談到了
她和丈夫陽早寫這張大字報的背景：從1959年開始，外國專家有了特殊化的待遇；生活上與中國民眾拉大了距離，特別是在困難時期，為他們規定了一整套的特殊待遇；而最使他們難於容忍的則是政治待遇的變化，"政治待遇上的第一個變化就是不許我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旅行變得越來越受限制"，同中國工人甚至幹部的關係也疏遠了。1966年5月他們被調到北京後，情況更為嚴重，"剝奪了我們所有的政治生活"，"除了乘汽車外，我們不能到任何地方去"；他們主動要求降低工資、以縮小與中國同事的差別，"費了老大的勁兒，我們的工資才降到仍然非常高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就讓孩子們回家，不許他們參加文化大革命"，成天只能關在住宿的飯店房間裡，除了坐小汽車外不許上街，不許去公園玩。他們9歲的女兒在這種環境裡變得情緒反常，變得對什麼外國東西都憎恨，還對他們大罵："打倒你們這些美國特務！"[5]......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只好給外國專家局寫了一封長信，談到給外國專家的這種待遇是錯誤的和有害的。"7月17日晚上有位副局長來看我們。雖然他的態度很熱情，可是他對我們提出的為什麼外國人硬被推向修正主義道路上去這個問題，根本沒有給予滿意的答覆。……解釋了半天，歸根結底就是一個詞兒'安全'。"這兩位外國專家感到這種"令人窒息的政治壓迫"是不能容忍的，在當時的大氣候下，他們自然將這些問題聯想成了是有人
"明目張膽地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來全面攻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尖銳的階級鬥爭"。於是，在紅衛兵運動爆發後，他們受到鼓舞，便寫出了那張大字報。[6] 據寒春說，大字報的另一位作者史克在文革前有一次因病住院需要動手術，外語學院一位認識史克已14年的領導聽說了，打電話詢問她的病情，史克沒法在電話裡說清楚，就寫了一封信詳細解釋。誰知當她出院後，那位領導卻對她說："以後不要再給我寫信了。"寒春認為，這說明幹部"竟然害怕收到外國人的信"。[7]
當時寒春"揭發"的這些情況，除去生活待遇的特殊化既有體制弊端上的原
因，也有照顧外國專家生活習慣的考慮，而所謂的"政治壓迫"問題，實際上正是他們所景仰的毛澤東日益強調階級鬥爭、造成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而派生出來的社會政治問題，並非"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或"修正主義路線"的"迫害"。而這些左傾的外國專家並不能認識到這點。法國專家戴妮絲在回憶中說：她當時就是因為對毛澤東充滿敬佩之意才擁護"文化大革命"的，她認為"他有勇氣抨擊自己領導的政黨，目的也許是通過'文化革命'為這個黨洗滌灰塵，使黨重新走上正確的道路。"[8] 英籍作家韓素英在回憶"文革"的《再生鳳凰》一書中也談到，"毛的品質，毛的遠見，他對中國以及世界歷史的影響吸引了我，使我著了迷。我決心去理解他，理解所發生的一切。......'文化大革命'那幾年，我要擺脫這種迷戀是不可能的。"[9] 當她在"文革"初期見到周恩來與康生、陳伯達等人一起接見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的代表時："我心裏不禁愣了一下。……周恩來與他們在一起。不知為什麼，因為周出來接見我們，因為我信任他，我就認為和他在一起的其他人也必然是好人。"[10]
當時許多外國專家都寫了"革命的大字報"。[11] 例如，北京白求恩醫院英國骨科專家洪若詩開了一個通宵的家庭會議，"他們堅決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他們決心起來造反，同中國同志一起造修正主義的反。於是，他們打破思想上的顧慮，寫了一張全家署名的大字報……"。[12] 在新華社工作的比利時專家邱亨利說，他在1966年9月初寫了第一張大字報，要求和中國同志一齊學習、併肩戰鬥。[13] 在外文出版社工作、已加入中國國籍但享受外國專家待遇的美裔專家沙博裡，直到1984年仍維持著當年對"文革
"的認識："多年來，在中國社會的某些領域中，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觀念和方法滋長起來。這種現象有多大代表性，有多麼廣泛，我不得而知。但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顯然認為形勢是非常嚴重的。"[14]
正是基於類似認識，為支持中國革命而來華的外國專家們紛紛表示擁護
"文化大革命"。戴妮絲回憶說："我們有決心為革命的新發展而作出努力，甚至犧牲。"這位在1936年就與中國旅法畫家李風白結成夫妻，五十年代初隨同丈夫來到中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法國共產黨員，也為了支持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而作出了兩點"犧牲"："我的第一個'犧牲'是向我所在的法共支部提出退黨申請。這個行動是沒有實際意義的。身處異國，我不能與我所在的黨共同戰鬥，但是，多年以來，我一直認為這個黨過於聽命於蘇聯，過多地指責中國。……總之，太'修'了。這可能是個有意義的行動，我申請加入了一個年輕的法共（馬列）。不管怎樣，我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價。過去，有些（法共）同志對我很信任，我也以自己的忠誠引以為榮。可今後他們就會把我當成叛徒。'叛徒'，我反覆掂量著這個字眼，感到剌痛。我做出的第二個'犧牲'相對來說容易些，和其他外國專家一樣，我要求降低工資，以求接近中國同志，特別是那些即將去農村的同志。"[15]
在當時外國專家所寫的大字報中，還有另一張也得到了毛澤東的讚賞和批
示。那是在群眾性的造反、奪權浪潮已經席捲全中國大陸的1967年初，一些地方的造反派舉行群眾集會，由群眾（大多不是中共黨員）來通過決定開除某個"走資派"的中共黨籍。造反派中刮起了動輒打、砸、搶的歪風，甚至還有人提出"革命的打砸搶萬歲"的口號。在西安外語學院工作的外國專家大衛．庫普於1967年3月10日寫了一張大字報，認為西安正受著"左傾機會主義"的影響，由群眾大會開除一個人的黨籍是"全民黨的做法"；"革命的打砸搶"問題需要注意，這不是無產階級革命派應該做的，是流氓行徑。"要把那些存心把我們引上背離無產階級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才能實現群眾、幹部和解放軍的三結合。"西安市政府外事辦公室的高智曾任毛澤東的機要秘書，他將這張大字報的抄件轉給了毛澤東。3月20日，毛澤東閱後批示：這個外國人很能看出問題，分析得很不錯。總理閱後又批送文革小組閱，周恩來對此件的批示是："建議將這張大字報和主席批語登文化革命簡報。"[16] 不過，這張大字報的影響遠不如"外國專家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那麼大，因為此時繼"一月革命"之後遍佈全國的群眾"造反"行動正進入新的高潮，而"文革"領導者和"造反派"都不願意對這種規範和限制群眾運動的觀點作過多宣傳。
外國的"紅衛兵"和中國的外國人"紅衛兵"
紅衛兵運動興起之後，年輕幼稚的紅衛兵們急欲將造反之火燃向全世界，
"讓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遍全球"、"解放世界上佔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當時在北京有學生打出了"國際紅衛兵中國支隊"的旗號；每天都有很多紅衛兵跑到外交部催促成立國際紅衛兵，有的年輕人還激烈地提出，若不盡快成立國際紅衛兵，就會給無產階級世界革命造成損失，就是犯罪。一些外國留學生還向當時的外交部長陳毅提出，要回國去組織紅衛兵，但受到陳毅的勸阻。
在中國的紅衛兵運動的影響下，日本、墨西哥等國也出現了"紅衛兵"，當然馬上就被取締。但也有個別當時未遭取締的，如義大利共產主義青年聯盟（馬克思列寧主義）辦起了機關報《紅衛兵》報，熱情歌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17]；丹麥一位共產黨員所組織的"紅衛兵"直到1967年8月還宣稱，要在丹麥貼出更多的大字報。[18] 此外，一些國家的共產黨內分裂出了"造反派"，以"××共產黨（左派）"、"××共產黨（馬列）"之類的名義另立山頭，宣布與原所屬的"修正主義黨"決裂。比如，從1966年9月起，日本共產黨的一些基層組織受到中國"文革"的影響，在山口、佐賀、愛知、福岡、兵庫等縣建立了日共縣委"革命左派"，對日共中央"造反"。日共中央認為，這是中共插手其內部事務，造成了日共的分裂，於是在1967年8月召回其駐中國代表砂間一良和日共中央《赤旗報》駐北京記者紺野純一，兩黨關係徹底斷絕。[19] 此後日共即被中共稱為"日修"
或"宮本修正主義集團"。
不過，中外紅衛兵們想把"文革"造反之火燃遍全世界的天真意圖並未實現。真正經歷過像中國紅衛兵那樣對"走資派造反"的外國人，只是在中國大陸、特別是在北京的一些外國專家。在毛澤東為陽早等四位外國專家的大字報作出批示四天之後，定居北京的81歲高齡的著名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接受了紅衛兵贈送給她的袖章，成為一名"名譽紅衛兵"──她可能要算是外國專家中第一個"參加了組織"的"造反派"，不過她的參加只是象徵性的。1966年10月5日，《人民日報》在發表一組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照片的同時，發表了戴著紅衛兵袖章的斯特朗請毛澤東在她的《毛主席語錄》上簽名的照片。由於斯特朗支持"文革"，她在為美國的21,000個讀者訂戶撰寫的《中國通訊》（又譯作《中國來信》或《北京來信》）中，曾熱情介紹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歌頌那些得到毛澤東支持的紅衛兵和"文革"中的"新生事物"。
在北京的外國專家紛紛仿效其中國同事們的作法，建立起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團"、"國際燎原造反隊"等造反組織。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成立會上，"大會宣讀了由在京外國友人組成的毛澤東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的賀信。紅衛兵代表們對國際戰士的祝賀報以極其熱烈的掌聲。"[20] 這大概是官方媒體首次報導外國專家造反派組織的活動。這個外國專家造反團1967年夏天已有70名成員，傾向於支持最激烈的造反派系。[21] 法國專家戴妮絲當時就參加了這個"造反組織"，她在回憶中寫道："外國專家也投身到運動中，參加了'白求恩──延安戰鬥隊'。這個名字既好聽又響亮，紅袖章上也寫上了這個名字。"[22] 沙博裡在他的回憶錄中也寫道：他先是參加了《中國文學》的一個戰鬥隊，"後來又參加了一個外國人組成的'革命'隊"。[23]……
被捲入瘋狂漩渦的外國"造反派"
1967年所謂的"一月風暴"奪權鬥爭開始後，外國專家中的一些造反派也與
中國的許多紅衛兵、造反派一樣，被捲入了瘋狂的漩渦裡，語言和行動都變得極端左傾。在文革中，"成名成家"被當作資產階級思想批得臭不可聞。在一次批判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大會上愛潑斯坦說：
"這個'家'字是不好聽的，現在叫我們是'外國專家'，我們也是不愛聽。我們就是外籍的工作人員，工作者，不是什麼'專家'，不是什麼別的
'家'。"[24] 當時，紅衛兵、"造反派"一個從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學來的常用口號，即要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美國專家李敦白在"批判劉少奇黑《修養》"的大會發言中甚至創造性地提出：不僅要踏上一隻腳，而且要踏上兩隻腳；一隻腳，是因為他出賣了中國革命，另一隻腳，是因為他毒害了全世界的一切革命幹部。[25]
"文革"中一些外國專家以往認識上的倫理是非也被顛倒過來了。北京外語學院的外國專家柯魯克在批判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時發言說，以前他的岳母（曾作過30年傳教士的基督教徒）讀了他推薦的《修養》，對劉少奇十分欽佩，當時他認為這是岳母進步了；而在"文革"中才認識到，"劉氏黑《修養》"得到"帝國主義的奴才"的欽佩，正說明瞭劉少奇的"反動本質"。[26]
而"文革"中流行的那種捕風捉影、無限上綱的"階級鬥爭"方式，也同樣影響到外國專家的行為。法國專家戴妮絲回憶，在當時突擊翻譯《毛主席語錄》外文版時，兩位來自拉丁美洲不同國家的專家對某些詞彙的譯法有分歧，因而推遲了發稿時間，使西班牙文版《毛主席語錄》的出版落後於其他文本。此事被在中國的外國"造反派"們"上綱"成了外文出版社"走資派""破壞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大罪。外國專家造反組織"白求恩─延安戰鬥隊"為此召開了批判大會。戴妮絲聞訊後曾找到她所在的"戰鬥隊"頭頭、一位講西班牙語的美洲人，說明"這不是他們（外文出版社領導人）的錯，原因是翻譯過程中有改動；只要譯稿一準備好，外文出版社的人馬上就把它送到印刷廠，連星期天也是這樣！"但是那位外國專家"造反派頭頭"卻聽不進去，他卮鹚擔?不管怎樣，這本書耽誤了。而且，不能打擊群眾的積極性。"[27]
英籍作家韓素英寫道："居住在北京的西方人中，發生了奇怪的現象。想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外僑成立了一個'白求恩'組織。他們把突然發現的革命熱情用到像路易．艾黎[28]、馬海德[29]這樣的在中國工作了幾十年的可靠的高尚的人身上。他們揭發路易是'特務'，與國民黨暗中有來往。路易受到'審查'，發現他曾寫過讚揚賀龍元帥的文章，還有一張他與賀龍的合影。朋友們再也不去看望他了，只有馬海德和另一位醫生，漢斯．米勒[30]，他們經受了種種難以想像的壓力，始終與路易緊緊站在一起。這些外國人召開了'鬥爭會'，中國式的'鬥爭會'，批判路易。後來，他的一些書也被銷毀了。......這些西方人，其中也有美國人，表現出的惡毒──沒有別的詞來描述──是群體性精神變態的一個可怕的實例。'你應當看看他們當時的那個樣子，'幾年後路易溫和地笑著對我說，'他們就像無知的孩子，眼睛都瞪出來了，噴著怒火。他們認為他們是站在革命的最前列。'"路易還對韓素英談到，外國專家"造反派"們不僅對他提出各式各樣
的"指責"，而且還不讓他去醫院看皮膚病，後來還是周恩來得知此事才下令讓路易到醫院看病。韓素英氣憤地寫道："如果這些事是中國人幹的，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些西方人發了什麼瘋，竟這樣對待一個最偉大、最堅定和對中國最有用的人？"[31]
1967年"一月風暴"掀起後，外國專家"造反派"也參加了"奪權鬥爭"。其中最為有名的，莫過於當時在中央廣播事業局工作的美國專家李敦白參加了廣播局和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奪權"（據李敦白回憶，他們在廣播局奪權的時間是1966年的最後一天，比"一月風暴"還早）。這件事影響極大──因為當時電視尚未普及，廣播電臺就是最快捷、最有影響的大眾傳播媒體，"文革"時期毛澤東及中共中央的指示、有關"文革"部署的重要文章，都是首先通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對外稱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向全國及全世界廣播後才在報上刊登的，這就是當時所說的"紅色電波傳喜訊"。
李敦白生長於美國南方，原是美國共產黨員，出身名門而"離經叛道"，17
歲就參加工會和學生運動，支持黑人解放運動。1946年，他在為聯合國救濟總署駐華辦事處工作時認識了周恩來，在周恩來的鼓勵下，他到了延安，受到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的接見，從此就留在"解放區"，投入了中共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儘管他在1949年初曾因被蘇聯當局誣蔑為所謂"斯特朗國際間諜網"成員而由中共有關部門逮捕，含冤入獄達6年零3個月之久，但出獄後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獻身於中共領導的事業，並要求加入中國國籍。周恩來認為，他保留美國國籍更有利於將來中美的友好交往，他才聽從勸告，保留了美國專家的身份。
"文革"中李敦白成了活躍於北京各群眾組織之間的風雲人物。《人民日報》1967年4月8日用大半版的篇幅發表了李敦白的文章"中國文化大革命打開了通向共產主義的航道"，同月14日的《人民日報》又大段報導了李敦白在會上的發言。在1967年4月10日"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召開的那次著名的"30萬人批鬥王光美大會"上，"國際共產主義戰士"李敦白代表外國"造反派"作了慷慨激昂的重點發言："7年前，中國的無產階級把世界革命的大叛徒赫魯曉夫揭露出來了，給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立了一大功，除了一大害。今天，中國人民，清華井岡山的戰友們，揪出了一個王光美，揪出了一個劉少奇，揪出了另外一個世界革命的大叛徒，也是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除了一大害，立了一大功。我們感謝你們！"[32]
英籍作家韓素英在《再生鳳凰》一書中記敘了一位既信仰馬克思主義又信
奉羅馬天主教的外國經濟學家、"一位滿懷激情而富有魅力的女人"對她的談話："'我已寫信給林彪，'她語氣非常堅決地說。她的兩個兒子對住在北京的外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及他們所起的作用極為不滿，百般挑剔。'你知道嗎？是一個叫做西德尼．裡頓伯格（引者註：即李敦白）的美國人幾乎完全控制了中國的無線電廣播大權！'她憤憤不平地對我說。"[33]
1967年春夏之間，外國專家的"造反"組織在北京十分活躍，僅舉幾例即可
見一斑。"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即"首都三司"）主辦的《首都紅衛兵》報曾報導："外國在京朋友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他們組織了'白求恩──延安'戰鬥隊，貼出'祝賀革命造反派奪權！'和'為什麼革命友誼賓館和資產階級的賓館沒有什麼兩樣！'等大幅標語。"[34]
"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主辦的《新北大報》也報導過："5月2日下午，首都革命造反派在北京體育館召開了'最最熱烈慶祝毛主席的光輝著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週年大會'。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聶元梓同志到會並講了話。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美國朋友李敦白同志，日本朋友、國際燎原戰鬥隊代表，非洲學習毛著小組代表，首都工代會、農代會的代表，北京工農兵文藝公社，上海芭蕾舞學校'白毛女'小組赴京演出團代表都發了言。"[35] 首都紅衛兵主要組織之一、"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紅衛兵李全華在四川成都兩派群眾組織衝突中中彈身亡，"首都革命派"為此於1967年5月6日召開了追悼大會，據"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主辦的《東方紅報》報導，出席大會的除了有來自全國的"造反派"之外，還有"來自八個國家的幾十位國際友人"。這期報紙上還刊載了兩位外國專家（一位是"白求恩──延安造反團"代表，法國女專家安娜．巴隆，另一位是"國際燎原造反隊"代表，日本專家土肥駒次郎）的發言全文和他們發言時的照片。在發言中這些外國"造反派"都慷慨激昂地譴責了"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罪行"，表示要同中國的"紅色造反者"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奪取"文化大革命"的最後勝利，並爭取"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全世界的勝利。[36] 官方的《人民日報》也對外國專家"造反派"的活動時有報導。比如，1967年5月17日報導"首都四十萬革命群眾到英國代辦處門前示威"時便提到："今天，一些在京國際友人和外國專家，也和首都的革命群眾一起來到英國代辦處門前示威遊行，他們用不同的語言高呼口號。"……當時，這種逢會必請"外國造反派"出席並邀請他們上臺發言或上主席臺就座的作法，在北京風麾一時。
同中國的紅衛兵、"造反派"們一樣，外國專家"造反派"當時的一些作法也一度發展到了瘋狂的程度，正如韓素英所評價的是"群體性精神變態"。在"外事口"紅衛兵、"造反派""炮打"外交部長陳毅的高潮中，李敦白曾在一次"批判黑《修養》"的大會上情緒激動地說："外事口，口對外，就是幹革命，干世界革命。因此，外事口的領導一定要，也一定會在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左派手裡，決不允許在右派手裡，也不允許在中間派的糊塗蛋手裡。所以，一切猶豫不決的人最好趕快站過來，站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一邊。……"[37] 在"造反派"心目中，所謂的"外事口"領導中的"右派"就是指陳毅（文革中廣為流傳的毛澤東講話中稱陳毅為他的"右派朋友"，此語廣為人知）。儘管後來李敦白在回憶中說，陳毅是他的朋友，1967年"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他還關心問候過陳毅的健康 [38]，但他當時確實以其言辭為造反派"炮打"陳毅火上加油，這也是眾目睽睽之事。在8月下旬著名的"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事件中，也有外國"造反派"參加。一位外國駐華外交官事後說："真正最恐怖的是在這群毆打襲擊的暴徒之中，有一些英國人，其中有一個頭目還是出身'豪門'，她穿著手工縫製的半統靴在一幅女王畫像上跳來跳去。[39] 李敦白後來在回憶中坦率地寫到："在這樣如醉如痴，好似被催眠的日子裡，我們都做了一些奇怪，有時甚至令人髮指的事。日後我常想，我們怎麼會那麼得意忘形？"[40]
隨著全國各地的"造反"、"奪權"引起的意見分歧演變為派性鬥爭，外國專家也不可避免地被捲入其中。據李敦白回憶，喬治．海德姆（即馬海德）"屬於少數保守派。他們強烈主張外國人應該遠離中國的政治紛爭，我和喬治是多年好友，卻為這個問題成為死敵。他為我成為廣播事業局領導的事非常不諒解，'你沒有權利告訴中國人應該怎麼做，也沒有權利批評他們的領袖，涉入他們的政治。'他說。此後他幾乎沒再跟我說過話。"[41] "和中國的團體一樣，文化大革命也使外國團體之間產生了分歧和關係緊張。……他們仿效中國人的模式也在進行'造反派'與'保皇派'之間的權力鬥爭。......'激進份子'奪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的權。指責發起人是'保守分子'。"[42]
不過，這些外國"造反派"並未像中國人那樣把派性衝突發展為真刀真槍的
"武鬥"；相反，還有一些在華外國"造反派"批評"武鬥"。1967年7月9日，美國專家弗蘭德和瑞士專家米雪琳在北京用大字報向"親愛的中國戰友"發出呼籲："你們是否想到，現在正有那麼一些人，他們非常高興你們不聽毛主席的教導，不斷挑起武鬥，他們正在利用你們的這些缺點拚命地在世界上做反華宣傳，你們是否願意讓這些帝國主義、反動派、現代修正主義高興呢？你們是否想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在努力地學習你們的榜樣，學習你們的經驗，但有些人卻熱衷於打架，難道你們願叫他們失望嗎？
......同志們，武鬥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做為在世界革命的延安──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工作的你們的外國戰友，我們誠懇地呼籲：全中國的革命的戰士們，在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下聯合起來，立即制止武鬥，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43]
法國專家戴妮絲記敘了由"白求恩─延安戰鬥隊"組織的一次反對"武鬥"的遊行示威："我們所在的戰鬥隊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遊行，我自告奮勇地參加了，而且戴上了紅臂章。我們竭盡全力地喊著，手裡揮動著標語或小旗子，'要文鬥，不要武鬥！'好像在背誦一段經文。頤塹畝游樽叩煤芸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