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以來，中共放棄陽光道，走上獨木橋

昨天在一位朋友家裡我們提前紀念了六四13週年，總共來了十來個人，都是和六四，和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有各種關係的。這裡面有一位是王軍濤，當年他被中共認定為天安門運動的黑手，判刑13年。還有哲學家胡平，他是和我差不多，都是六四之前就來到美國的，也和我一樣有一個前科。1980年國內幾家大學用民主方式經過競選，選出本地區的人民代表，他是在北京大學參加競選，當選了海淀區的代表，結果非但代表沒當成，連工作都找不到了。1988年胡平來到美國，在哈佛大學讀哲學博士，後來擔任了海外第一個民運組織－－中國民聯的主席。還有一位叫何頻，他大概是最年輕的一個，89年的時候，他在深圳擔任記者，因採寫了一些像官僚非法殺老虎吃虎肉等等的事件，得罪了官方。那時候呆不下去了，跑到了加拿大。他很年輕，沒多少學歷，也不懂英語，可是這幾年何頻是在海外做出成績最大的一個人。他辦的出版社－－明鏡出版社，出了在國內沒有出版的好書。他還辦起了一個新聞網站，叫多維，也是國內外影響最大的網站之一。他現在又在策劃辦一份海外的中文報紙，這個不一定能辦得成，需要很多很多的資金。這些人中間年紀最老的是我，其他人大部分都是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應該說也算是中年人，都是有大學以上的學歷，在文革中間長大成熟。近20年來有各自不同的方式，在國內和國外致力中國的改革，但現在都成了流亡者，有家不得歸了。

但是這還不是最大的不幸，主要還是我們這些人沒法直接參加國內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而且在中國社會問題上使不上勁，這恐怕也是中國的損失。這十來個人當然是在海外流亡人士裡面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了，但是我們這些人究竟代表了一種什麼東西？通觀過去所從事的事業，我想可以說我們代表和中國1989年6月以來所走的那條道路不同的另外一個出路，另外一種可能。就拿王軍濤來說，1976年那次天安門事件，他就是主要參加者之一，顯然後來是在胡耀邦安排之下，當上了共青團的中央委員。那些年在國內青年中間和文化界做了大量的工作，多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以和平的方式把中國推向民主，他和陳子民在天安門運動裡面對學生領袖所起的作用，也不是叫他們去推翻政府，而是恰好相反，抵制他們中間少數人的那種過激的傾向，使他們和政府之間能達成某種妥協，結果反而被中共的保守派誣陷為所謂的黑手。關於我呢，諸位聽眾裡面年齡大的一些都記得，我從來都是致力於推動中共本身改變，根本不想推翻這個政權。所以說在海外流亡者中間，你很難找到一個人是主張用暴力手段來推翻中共政權的。這樣的一大批人被迫逃亡。

事實上，從1989年6月以來，中國放棄了一條以和平道路實踐政治改革和經濟增長的那樣一條陽光大道，而選擇了一個獨木橋。那就是只要經濟增長，而不要任何的社會進步。中國今天的一切重大危機可以說沒有一個不是由於選擇了這條絕路的結果。大家在討論裡面，多數人對近期的前景都不很樂觀。有一位長期在中國被拘留，後來訪問這裡的朋友說，中國恐怕只能是這樣子不斷地繼續地爛下去，他看不到有別的出路。但是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這樣的看法，我們也看到了潛在的進步因素仍然在增長。無論在黨外黨內，有些人現在你看他似乎並沒有什麼反對現狀的表示，但是只要時機一到，就可能完全改變態度。工人農民的運動也開始慢慢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