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媽拿出兩根火腿腸，塞到孩子手中，輕輕地說了聲「去吧」。孩子飛似地跑了出去。大媽邊收拾東西邊告訴我：「這娘倆真可憐，孩子的媽病了很長時間，沒錢治病，不到４０歲已經下崗了好幾年，孩子他爸也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沒良心的！」
我買完東西剛要離開，一個女人揪著剛才那個小男孩的耳朵進來了：「你說，火腿腸是從哪裡來的？你說啊」！孩子流著淚說：「真的是奶奶給的，是給你的。不信你問奶奶」！看到孩子委屈的樣子，連我在內，三個女人的眼淚一起流了出來。
也是今年的一個晚上，還是隆冬時節，我們全家在一個餐館吃飯，當我們就要吃完飯的時候，隔著玻璃出現了３個１０歲左右的小女孩，她們手裡拿著玫瑰花，小臉被寒風吹出了裂紋，其中一個小女孩瞪大了眼睛，舔著張大了的嘴唇。當我的目光與她們對視的一剎那，三個小女孩齊刷刷地把身子轉了過去。餐館的服務員告訴我，她們都是從農村來的，經常隔著窗子看桌上的飯菜。女孩們那眼神，真讓人受不了。我問：「她們進來要飯吃嗎？」「不，從不進來要飯吃，到是有好心人會給她們一些吃的」。服務員說。
經濟繁榮背後的隱憂
這４個孩子中，男孩來自一個下崗家庭，只能依靠低微的救濟餬口。孩子媽媽生活中唯一的樂趣是等著姐姐到她家串門。三個小女孩的父母是離開土地的農民，因為土地已經不再能掙錢養活她們，她們的父母希望在繁華的大城市尋找生存的機遇，這些孩子進不了學校，整日流落街頭，靠賣花的微薄收入貼補家用。也許人們困惑，為什麼在經濟繁榮的同時，卻有一批人陷入新的貧困？
近幾年，在先後兩次受到世界性外部衝擊的不利情況下，我國經濟仍保持了宏觀穩定、低通脹、高增長，經濟效益明顯改進，大多數人民收入水平大幅增長，生活質量明顯改善。可以說，無論是人民的收入、家庭資產，還是國家的財富，都獲得了空前的增長。這一時期被專家們一致認定為是我國經濟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可能正是由於這種快速增長和整體繁榮形成的反差，弱勢群體的困境日趨顯現出來，其絕對人數也有增長之勢，相當數量的城鄉群眾特別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弱勢人群中有相當一部分人越來越明顯地感到缺乏安全感。
專家發出的警訊是強烈的：為了經濟的真正崛起，中國別無選擇地進行著世界發展史上規模最大的經濟結構調整，也就別無選擇地要化解可能形成的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下崗」和「失業」的風險，而且必須有一整套對策，從積極的意義上減緩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不斷拉大之勢，將基尼係數控制在社會可承受的空間之內。因此，必須正視整個社會進步繁榮的背後，潛藏著的那些可能影響發展大局的不穩定因素。據專家提供的數據，中國正處在失業率急增的階段，並且達到１９４９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在城市，存在相當規模的下崗失業人群。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九五」期間全國城鎮國有單位在崗職工減少３１５９萬人，城鎮集體單位減少１６４８萬人，兩者合計減少４８０７萬人，相當於韓國的總人口，２０００年登記失業率達到３．５％，真實失業率可能更高。「十五」期間，中國將面臨著勞動力持續增長和再就業規模不斷擴大的挑戰，全國有１５個省的５０％下崗職工難以實現再就業。鄉村剩餘勞動力的持續增加，目前已經達到１．２億人。在近２０多年的改革與發展中，全國城鄉居民的平均營養狀況有了普遍改善，但低收入群體的營養攝入量大多達不到標準。據專家計算，１９９５年貧困人口中熱量攝入不足者大約為１／５。在農村，農民農業收入因農產品價格水平持續４年下降（累計下降２２個百分點）而遭受大幅度損失，估計在３０００億∼４０００億元；與此同時，農民各種稅費負擔愈來愈重，大大地降低了廣大農民的福利。到２０００年，依然有３０００多萬農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在整體富裕水平提高和一個時期差距縮小之後，貧富差距又呈擴大之勢，一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公共服務水平與可及性懸殊，二是地區發展差距進一步擴大，極化指數迅速上升且達到歷史最高點，三是中國基尼係數明顯上升。
城市貧困群體同樣有擴大趨勢。專家指出，１９９６年底我國傳統民政系統定義的無收入來源、無勞動能力、無社會保障的「三無人員」為５０萬人，到１９９７年底我國最低生活保障人員（簡稱低保對象）達到８９．２萬人。據民政部最新統計，到２００２年１月底，全國享受低保人數達到１２３５萬人，比２０００年年底增加了２倍，其中９０％以上是困難職工和失業家庭成員；全國沒有納入低保範疇的仍有約５００萬人；２００２年１月我國城鎮低保人數是１９９７年底的近１４倍。儘管其中包含著許多不可比的因素，顯示出近幾年政府在加大低保工作力度上所作出的前所未有的努力，但無論如何也反映了低保人群數量的擴大。據專家估計，２００１年我國城鎮貧困人口（指最低收入困難戶人口）的上限為２３００萬人，約佔城鎮人口的５％，月人均收入為２００元左右；我國城鎮貧困人口的下限為１４００萬人（其中２００２年低保人員１２３０萬人），約佔城鎮人口的３％，月人均低保資金不足１００元（２０００年為５８元）。
為「轉軌」付出代價
買火腿腸小男孩的媽媽是一個下崗職工，當早幾年她下崗時，我國還未來得及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她和她的家庭立即成為新的貧困人口，不僅失去了工資收入，原來享受的企業和政府的大量隱形補貼，如住房、取暖、交通等均隨下崗而消失。他們與權力、金錢、熱門行業無緣，遭遇風險的機會遠遠高於其他人。從１９９２年正式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我國的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已經進行了十年，目前仍處在攻堅、深化階段，經濟體制依舊在艱難轉軌之中。舊體制沉積的深層次矛盾、問題徹底暴露出來，構建新體制需要攻堅的難點也愈發清晰，實現新的目標，需要進行各種探索，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社會中蘊藏的新、舊矛盾交織，其表現可能比轉軌初期要尖銳得多。在轉軌初期的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６年，原來長期受計畫經濟制約的企業主體迅速得到解放，馬上就產生了一種爆發力，因而極大地推動了經濟的增長，緩和了過去的短缺矛盾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矛盾。目前，體制改革正處於轉軌中期，改革所要付出的成本既高於轉軌初期，又高於轉軌末期。大致可以預見，在轉軌末期，由於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政府調控經濟的經驗會較為豐富，經濟會有相當的發展，因而社會矛盾也不會太尖銳。問題是，我們如何處理和把握好轉軌時期的闖大關、過難關中的各種矛盾。如果處理不好，一旦社會不穩定，將會使我們為之奮鬥了２０多年的改革成果付諸東流。縱觀世界轉軌國家，自從轉軌以來，均不同程度地出現了「轉軌經濟衰退」現象，只有中國實現了「轉軌經濟增長」。如果從失業率看，我國無論是窄口徑的３．５％登記失業率，還是大口徑的失業率，在轉軌國家中都仍處於中等水平。這對我們這樣的地域廣、人口多、發展不平衡的國家來說，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波蘭，１９９０年失業率為６．１％，到２０００年已經上升為１７％；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分別從２．５％、１．５％上升為１０．４％、１８．６％。匈牙利、捷克分別從１．９％、０．８％上升為５．７％和８％。從收入不平等看，羅馬尼亞貧困人口達４４％，波蘭為１８．４％，保加利亞為１８．２％，斯洛伐克最低也在８．６％。中國貧困人口的數量，在農村有３∼４％，在城市約有３∼５％，兩者相加約佔總人口的７∼８％左右。但是，我們更清醒地看到，我國是發展中的國家，貧困人口線是以世界銀行每天不足１美元所計算得出的數據，在其它轉型國家均是按照４．３美元計算所得。因此可以看出：總體而言，中國屬於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轉軌增長型」國家；且是轉軌國家中失業率中等水平的國家，如果在現階段不能採取有效的對策，中國可能跨入世界上收入差距較大國家的行列。社會轉型是不可避免的，為轉型也必須付出代價，但是，轉型的代價不能全由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分擔。在市場化的過程中，這些「弱勢群體」承擔的市場風險最大，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往往沒有能力保護自己免於這些風險，也沒有能力對付由此帶來的負面後果。他們對改革的新舉措十分敏感，生怕自己處於更加困難的境地。人們經常說的「對改革的承受能力」，其實很大成分上是指他們，因為這種承受能力的極限正是在他們身上體現的。人們一直在討論，改革成本的賬單究竟由誰來付？政府與社會應不應該對他們進行必要的利益補償？我們已經看到了結論。
發展大局中的大問題
小男孩的媽媽不敢多看電視，除了看多了要多花電費外，看春節晚會上那些人穿的漂亮衣服，會勾起一陣心酸。她有時也從電視裡看到黨和政府給下崗職工送溫暖。對她來說，她的溫暖來自街道上那位發低保費的大姐。她每月到街道上去領低保費，有時碰到大姐不在，過兩天大姐會親自把錢送到家裡。大姐來時總會給男孩買點小吃，並說：「我知道你在等錢用，不敢耽誤，得馬上送來。」為了真正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中央高層已經並將採取更大力度，調節、公平分配全社會收入和財富，抑制和縮小收入差距。江澤民總書記在闡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時提出，要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大大地提高了人民對黨和政府的「政治信任度」。江澤民總書記近期在講到幹部聯繫群眾時指出，關心廣大群眾的利益，特別是要關心下崗職工、貧困人口的生活困難。他以歷史興亡的教訓告誡全黨，是否關心和聯繫這些群眾，關係到人心向背，這是決定一個政權興亡的根本性要素。在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