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早在七八年前，企業就倒閉了不少，公務員的工資也被拖欠，至今依然只能發基本工資的70%，其餘如獎金補助根本就沒有。工業基本垮了，而政府卻在不斷地膨脹，原因是黨政領導幾乎每年都在換，每換一次，就有新任領導的關係戶被安插近來。很多部門超編有20多。這樣一來，倒霉的最終還是農民，沒有工業，養活這些公僕所需要的稅收只有從農民身上搜刮了。於是又導致當地的回民造反。弄得那些領導年都沒有過：回民的新年不按漢族的傳統過。
這國家級貧困縣的帽子，聽說是當地的頭腦從縣一級一直賄賂到中央才得到的，倘若真的按照實際情況，省裡還有個藏族自治州比他還窮還苦。賄賂使中央參加投票的人按錯了電鈕，透錯了票，於是每年就可以得到幾千萬元的貸款和支援！
西部的觀念落後是個要命的地方，但是為什麼同樣的觀念，省裡其他一些地方就比這裡好得多，而這裡卻成為這樣一片蕭條呢？究其原因，我想，恐怕沒有這麼簡單。據悉，自從七八年前開始，縣裡的黨政領導就如同走馬燈一樣頻繁更換，只要是有關係可以上調的人，就從其他縣調過來當一把手或者二把手，下車伊始，就馬上買高級轎車，緊接著胡亂上幾個項目，瘋狂貸款，上一任不是讓種蘋果嗎？好，我要求種大蒜！年終總結，把數字誇大幾倍上報就結束。兩年之後升任，留下半茬子的工程半茬子的樓拍拍屁股走人。下一任馬上又來了，將上一任坐過的車強行賣給下面的部門，自己再買一輛新的，然後一切重新開始。
說是用人機制的問題，似乎也對。掌握一方發展的官僚，根本就不懂經濟、教育、科技，只知道「整治」人。雖然政府有人事部門，但是逃不了「黨管幹部」這一可怕的規定，實際上是空頭支票，最終算數的是黨委的組織部門，縣長每年依舊要給黨委書記做匯報。黨有自己的一套管理辦法和制度，依然是革命時期的混帳方法，說你上來你就上來，叫你滾你就滾，因為我們有民主集中制，而且要形成戰鬥堡壘，要高效快捷，所以不能搞民主，而要搞集中。可憐的政府又恰恰在黨的操縱下，也只要這樣來，結果整個政府就完了，僅僅是個形式，而不是內容，可能是亮出來給洋大人看的，比如說給美國人看的。其實美國人看得喊清楚，但還沒有辦法，人家有政府呀，而不僅僅只有政黨。倘若黨不從政府、法院、警察、軍隊中脫離出來，讓他們中立，那麼不僅僅是這個窮地方，所有的地方遲早都會一片混亂！
再說說回民造反的事情。當地老百姓對回民有點膽怯，因為在共和國成立之前，因為民族仇恨，他們燒殺搶掠幹了不少。後來被招安了，也就塌實了。但是，今年卻又鬧起來了，但並沒有針對老百姓，而是政府。因為政策照顧的原因，他們比漢族百姓的生活好得多，但是賦稅也使得他們不堪重負，村幹部、鄉幹部的暴戾和腐敗，逼迫他們起來造反了，而漢族的百姓卻嚇得蜷縮在屋子裡過年。我實在佩服當地的穆斯林，有膽量，敢直面腐敗。漢族的百姓只會明哲保身，做縮頭烏龜，任憑一片肥沃的土地只長出稗草，任憑自己的血汗被一群狗官揮霍。這恐怕就是信仰的力量吧！今天上午，我看了美國總統布希在清華的演講，他在回答清華學子的提問時，也談到了信仰，心中有個信仰，也就有了希望，也就敢於鬥爭，敢於反抗壓迫，而我們呢？信仰的自由去哪裡了？我不信神，但堅信著自由，也堅信著解放。現在搞什麼村民自治，其實下面一片混亂。
我在一篇《村民自治：民主與現實的衝突》中曾經提到，「村民自治問題是理想與現實矛盾衝突的產物。然而這種理想卻被殘酷的現實所扭曲了。並極有可能是緩解農民問題而取悅於農民的一種愚蠢的手段；也是一種民主的假象，既可以通過搞點形式化的民主讓善良的人們看到希望，又能轉移視線，引誘一些迂腐的學者去探討如何通過村民自治找到民主的突破口而把執政黨的專制看成「現實所迫」，欣欣然地去為虛偽的民主化獻計獻策。問題是村民自治終究是個產物而已，就像銀耳蓮子羹和大便混合在一起的產物，你說能吃嗎？」
「曾有許多人把村民自治幼稚地認為是「民主化的嘗試和突破口」，其實僅僅是看到了形式而非本質或者是根本。高度的集權和專制，使執政黨的權力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層次，意識形態垂直統一，想用某種形式觸動專制的鐵鐐無疑等於痴人說夢，倘若把這當做民主，則是對民主的意淫而已。獨裁的高壓又成為自下而上的漸進式民主突破的強姦犯。現代社會要求的是一個經濟富裕、生活安康、農民自治並且自由流動的基層社會，我們沒有一條是符合這幾點的，戶籍制最終把民主卡在牢籠裡：自由流動成為奢望後，鄉村仍舊是一個死氣沉沉的靜態社區，沒有通過政治國家、市民社會和農村社區之間的流動而形成自由民主意識的可能性－－生於斯，死於斯，溫飽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