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世囑目的中國８９民運已過去整整五年了。作為８９民運代表人物的王軍濤，一直是海內外各界關注的熱點。王軍濤從８９年６月離開北京到同年１０月在湖南長沙被捕，其間有一段驚心動魄的避難經歷。一大批正直、勇敢的中國知識份子用自己的熱血譜寫了一曲道義和友情的悲壯頌歌。
在王軍濤最困難最危險的時候，為了保護和救助他，在武漢、北京、廣州，先後有十餘人遭到中國司法機關的審查、關押、逮捕或判刑。一時間，學生失去了上學的資格，教師失去了教書的權利，企業家則失去了他們賴以生存的企業。他們失去了自由、親人和本該屬於他們的幸福。
前幾年，一方面因為王軍濤尚在獄中，另一方面救護王軍濤的人們也還處在本案的餘波之中，因此所有的當事人對此始終保持著沉默，致使這段慷慨悲壯、極富傳奇色彩的故事至今鮮為人知，甚至在社會上還流傳著一些傳聞和誤解。為了紀念６.４事件五週年，我們決定將這段歷史簡要地予以披露，以昭歷史，以慰民魂。
一、京城槍響，風流雲散路茫茫
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凌晨，一聲槍響，擊碎了無數中華赤子的憂國憂民之夢。其實，早在６４前夕，王軍濤對於形勢已經感到深重的憂慮。作為參加過１９７６年４.５運動、１９７９年西單民主牆事件和１９８０年北京高校學生民主競選區人大代表等活動的資深民運人士，王軍濤對８９年４月在北京興起的學生運動最初是持審慎和保留態度的。直至５月中旬，他和另外一些知識份子應中共統戰部部長閻明復之邀，作為知識份子的代表充當政府與學生溝通的橋樑，從中進行斡旋，他這才正式投身於學潮之中。
但是，隨著運動的升級，廣場上白熱化的氣氛已使人們聽不進任何理性的勸誡。和歷史上無數次的群眾運動一樣，情緒化的群眾在極端化的引導下，變得越來越激進，任何的理智和策略都被視為右傾和背叛。到了５月底，疲憊不堪的王軍濤向朋友們表示，對於說服學生保持秩序和引導高自聯進行必要的妥協，他已經確實無能為力了！
６.４前幾天，空氣中已瀰漫著緊張。王軍濤與陳子明對前景作出了最壞的估計和最冷靜的決定：如果政府鎮壓學生，社會出現混亂,寧可坐牢也決不流亡。
６月４日以後，北京城一時處於失控狀態。老百姓紛紛閉門謝客，搶購糧食，以備戰亂；戒嚴部隊充斥大街小巷，電視上每天都有軍警持槍抓人的紅色恐怖鏡頭；知識份子和大學生則人人自危。由於這幾乎是一場全民參與的運動，因此每一個人都有理由認為自己可能會遇到麻煩,北京的各個車站、機場人滿為患，人們爭先恐後地擠上火車、汽車、飛機，慌不擇路，只求盡快離開已充滿混亂和恐怖的北京。
就在這樣的時刻，軍濤卻給自己提出一個要求：在沒有將朋友們安排好之前，決不首先離開。他先後和所裡的幾位朋友們取得了聯繫，多方籌集撤離資金，逐一尋找６.４後失散了的朋友們，一一安排疏散。
劉剛、張倫送走了;
老木、楊濤送走了;
包遵信、王丹已暫時安頓在北京郊外了.
千年繁華的古都一瞬間滿目蒼荑，幾天前還是喧鬧激揚的現代京城一夜之間冷落下來。寬闊的長安街上人跡寥寥，被砸壞燒燬的軍車歪倒在路邊，似乎還裊裊地冒著黑煙。遍地都是磚頭、瓦礫、碎玻璃，不時還能見到斑斑血跡在這一片如千年古戰場遺蹟般的蕭瑟中，猛抬頭，會冷丁看到一隻草草扎就的花圈兀自樹立在天橋上，映著如血的殘陽默默地憑弔著什麼。
當王軍濤、畢誼民開著車一趟趟出入北京城、一次次接送朋友們時，一路上幾乎很少能看到第二輛車。在激烈事變後處於失控真空期的北京，這個時候在路上開車是非常危險的：既可能遭到戒嚴部隊的盤查乃至阻擊，也可能被憤怒的群眾誤作貪官、姦細而攔截砸毀。事實上，他們的麵包車已經被自發聚集在街頭的北京市民攔截好幾次了，每次都是畢誼民拿著《經濟學週報》的記者證請求群眾放行。老百姓們驗看了證件，臨放行前還要追問一句：你們是好記者還是壞記者？然後就慷慨激昂地發表一番議論：記者應當如何如何，不應當如何如何。
事到如今，王軍濤仍不失幽默，他在車上對朋友們說：我不怕被公安局抓走、審判，只要有正常的法律程序，什麼事情都可以說清楚；怕的是就這麼給人拉下去，二話不說，就地正法！他誇張地做了一個砍頭的動作。在座的一個小朋友問他：如果是那樣的話，你怕麼？我怕！王軍濤很坦率地承認。二戰時期有句話：不懂得珍惜生命價值的人的勇敢是不值得敬佩的。我怕死，也怕坐牢。４.５的時候我已經坐過一次牢了。坐牢太難受了！
儘管如此，由於遲遲得不到Ｃ君的消息，直到６月８日王軍濤還滯留在北京。後來聽說Ｃ君已去了外地，他才和包遵信、王丹、畢誼民一同離開北京，到達哈爾濱。
畢誼民拋下妻子幼兒、拋下企業家業，捨身相隨，這份生死相托的情義令王軍濤感念至深。為了不連累他，王軍濤藉口經費不足需要籌集，把畢誼民支回北京。
王軍濤、包遵信、王丹則先由哈爾濱折返上海，又從安徽蕪湖輾轉到了銅陵。一路上，得到了上海幾所高校一些相知相識的朋友們的無私幫助。一路有驚無險，緊張卻算安全。
這時，政府發布的通緝令已充斥了全國的廣播、電視和報紙。王丹作為被通緝的頭號學生領袖，其照片每天二十四小時被不停播放、張貼；王軍濤與包遵信也在內部通緝之列。全國各陸海空交通要道上，都佈滿了全副武裝查驗人們身份的武警、公安人員和便衣警察，學生模樣的人動轍被驗證、搜身，凡查出攜帶傳單、膠卷、標語等違禁物品的人立即被帶走。紅色恐怖一時瀰漫中國。
鑒於這種形勢，王軍濤與王丹、包遵信商量了一下，認為三個人在一起，目標太大。不如單獨行動。於是三人在銅陵鄭重作別，就此分手。
包遵信到他在安徽的一朋友處，後因行蹤暴露被捕；王丹在親友處短暫逗留後，又返回北京，在與臺灣女記者徐露的聯繫過程中不慎暴露，於７月２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王軍濤則於６月１７日逆江而上，隻身前往湖北武漢。
武漢是王軍濤的故地。８３年，曾任團中央候補委員的他，辭去在北京的公職，南下九省通衢的武漢，直到８７年才返回北京。在武漢，他應邀擔任華中師範大學應用教育開發中心副主任並曾在武漢大學智力開發公司和東湖大學任教；他還在湖北省科委和省社青聯工作過，獲得過湖北省科研成果獎。當時王軍濤積極參與武漢地區大專院校一批青年知識精英所開設的人文講壇，主辦了《青年論壇》以及各種學術討論和沙龍聯誼活動。當時，荊楚大地人傑地靈，一時領八方之盛。王軍濤當時二十多歲，風華正茂，他以廣博的知識面、獨到的見解、憂國憂民的理想主義情懷和雄辯的口才，很快成為活躍的青年思想領袖。當年他衣著簡樸、意氣風發地唱著《出塞曲》四處奔走的少年英雄模樣，至今在許多人心目中記憶猶新。
時隔多年，往事歷歷。而今王軍濤又一次辭親別友，徘徊異鄉。此刻他似乎特別理解青年毛澤東早年在這裡寫下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ډ時的心情。但是無時不在的危機使他不能盡情地沉湎於歷史的遐思。他收回思緒，又把這幾年在武漢結識的朋友一一捋過，確定了下步行動的路線。面對波濤滾滾，一瀉千里的長江，他溯江西望，不知等待自己的將是什麼樣的命運。
６月１９日下午，船到漢口。他在街頭徘徊觀察良久，直到傍晚，才輾轉到了位於武昌的華中師大，去找好友Ｌ君。他不知四天前Ｌ已在北京被公安局收審，這幾天，Ｌ的住所二十四小時被監視，凡到他家附近的人都會受到格外的注意。但偏巧，就在王軍濤上門的那一瞬間，耐不住悶熱的便衣警察擅離職守了！王軍濤見Ｌ君家房門緊閉，還拉開嗓子叫了幾聲，然後悵然而出。
好險！
找不到Ｌ君，王軍濤在熟悉而空曠的校園內（武漢地區學生以空校運動迎接可能到來的大搜捕）猶豫了許久。夜晚十點多鐘，他按自己排定的順序，來到肖遠家，敲開了肖遠的家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