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不是梁思成的故鄉，但北京消失的時候，他最心痛，他有沒有流過淚，我不知道，但我依稀聽到他的嘆息聲，北京，你真的就這樣消失了嗎？
為留住北京，為留住一座經典的城市，梁思成付出了一生的代價，他本來可以不說話，讓故都離他遠去；也可以遠走他鄉，讓故都留在夢中，但他實在放心不下，他太愛這座城市了。歷史真是無情，當故都將傾的時候，想去扛住她的竟是一個瘦弱，還有些殘疾的書生，他哪裡來的勇氣呢？文化？藝術？還是別的什麼。他是梁啟超的兒子，血脈裡有中國知識份子最寶貴的東西。據說，為了留住北京，梁思成和北京市長彭真吵了起來，然而一介書生，吵有什麼用呢？北京還是消失了。
許多年以後，我看到了1957年梁思成在瀋陽和一些教授的談話，這是關於梁思成罪狀的一個通報。那次，梁思成是和胡愈之一起到瀋陽的，正是「百家爭鳴」的時候，瀋陽的高級知識份子都不敢說話，梁思成鼓勵他們，還講了他和彭真爭論的情況。
梁思成說：「我和彭真很熟悉，為了北京市的建設問題爭得不休，我說現在你不採納，五十年以後，事實會證明我是對的。彭真說你若是皇帝，一定是個暴君。現在看起來，我的觀點中有的是不對頭，但我敢於爭論。一個人沒有主見是不行的。」
梁思成還對記者說：「我這頂形式主義、復古主義的帽子，已經戴了數年，現在看起來，我的意見也不完全錯。」
彭真的話很有意思，他把梁思成說成是暴君，也許是梁思成太固執，不放棄自己的意見，刺激了他。彭真的故鄉在山西侯馬，那是梁思成最嚮往的地方。當年，為了普查中國古代建築，梁思成、林徽因的足跡幾乎踏遍山西，可以想像梁思成測量應縣木塔的神情，還有他們發現五臺山佛光寺的驚喜。梁思成不會想到，他一生最大的驚喜來自山西，而他最大的失望也來自山西，這是偶然還是宿命？
1957年，和許多知識份子一樣，天真的梁思成也以為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來了，他想在這個「春天裡」出一口氣，因為憋得太久了。思想改造運動時，梁思成寫過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我為誰服務了二十年》，那樣的文章在梁思成一生中還有幾篇，但我們從那裡看不到一個知識份子的內心。也許不乏真誠，但如果五二年的梁思成是真誠的，那五七年的梁思成呢？梁思成說：「我在二十餘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動統治集團的外圍，成了可供它們驅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文化人』，被敵人拉攏，為他們的侵略政策服務。」那時，知識份子為了過關，說了許多莫名其妙的話。梁思成本來不是那樣容易自毀的人，但在那樣的年代，一個書生還能有什麼更好的選擇呢？
五五年，對梁思成建築思想的批判，也沒有把他的內心世界摧毀。當時對清華大學建築系的一個基本評價是：「清華大學建築系的教授們存在著資產階級形式主義的建築思想」，它的具體表現是以梁思成為首的大部分教師片面強調「建築即藝術」，或把建築看成「首先是藝術作品，然後才是工程建設」。在進行專業教授過程中，貫穿著唯美主義思想，強調清華建築系與其它建築院系不同的地方就在於教育學生掌握「藝術」，錯誤地認為工業建築是低級的，學好民用建築就會作「藝術要求較低」的工業建築。還有的教師甚至認為培養工業建築設計幹部不是清華大學建築系的任務，清華大學建築繫在教學過程中傳播了復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建築思想，他們在整個教學過程中貫穿著「清不如明，明不如遼，遼不如唐」的觀點。
這是向著梁思成而來的，隨後就開始批判他的建築思想，同時，北京開始了它消失的命運，梁思成沉默了，但他的內心並不平靜，他對這個城市有太深的感情，眼看著她消失，而不能阻止，他都和彭真吵架了，但秀才遇到兵，梁思成離山西很近，而山西離梁思成很遠，很遠……
五二年梁思成妥協了，五五年他也保持沉默，但五七年，還是這個梁思成，他卻要說話了。他在瀋陽說了那樣的話，他在北京還要說。1957年3月2日，北京市人民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梁思成對北京的城市建設發表了意見。
梁思成說：「展寬西長安街的時候，拆了很多民房，結果街道過寬，街道當中用不著，留作停車廠，把民房拆了作停車廠，我看不太妥當。」
他還說：「西長安街太寬，短跑家也要跑十一秒鐘，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鐘，小腳老太婆過這條街就更困難了。」
關於雙塔慶壽寺拆毀問題。
梁思成說：「展寬西長安街的工程中，對慶壽寺的拆毀不夠慎重，當時有爭論，有關方面沒有很好考慮就拆掉了。我想應該保留半年到一年，等群眾都說不好時再拆不遲。」
關於拆毀東直門城樓問題。
梁思成說：「聽說有關方面在修筑道路中要拆東直門城樓，我看要好好考慮，這個城樓是現在北京明朝留下來唯一的楠木建築物。1934年，袁良作北京市長的時候，有一個日本木匠見到是古代楠木建築物，願意補貼兩萬元進行維修。人們不要把這些古東西只當作古董看待，它們在城市中起著裝飾的作用。外國有許多城市的馬路上，很講究裝飾，看來不單調，我們應該注意這個問題，當然不必花錢去興建，原有的建築要好好利用它為城市服務。」
梁思成說出了他的心裏話，但他沒有留住雙塔慶壽寺和東直門城樓，它們還是消失了，雙塔慶壽寺的拆毀一是因為慶壽寺是為紀念明初僧人海雲和他的弟子可安而建的，這兩個人對蒙古入侵中國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漢奸；二是因為這兩個塔是清代建築，沒有什麼價值。東直門城樓拆毀，是為了東郊飛機場建成後的交通便利，如果不拆這個城樓，改建道路時要多花幾萬元錢。聽起來都很在理，但不能細想。
北京城市建築決策者的思路是：一切以人民的名義。梁思成要保留古建築，他們就說那些東西不方便於人民生活；據說還要梁思成林徽因和拉黃包車的工人座談，讓他們說這些建築如何礙事。說保留古建築要花錢，當時國家沒有那麼大財力，這也很奇怪，保留怎麼會比建設要多花錢呢？再說，為飛機場的交通方便，五十年代，有多少人民天天坐飛機呢？說決策的人短視，沒有文化，好像也不合情理，梁思成這樣周游過世界的建築學家，都嫌西長安街過於寬，而剛進城市的幹部就會想到後來的發展？五十年代，誰天天坐轎車呢？人民，人民……我想起了羅蘭夫人的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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