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特質是革命黨。暴力化、理想化的中共，在戰爭年代被塑造成集權專制、廉潔奉公的性質，是極端的清教徒式的黨。不管我們如何不能接受其殘暴專權的一面，我們還是不得不不佩服其道德較為崇高的一面。
中共執掌政權以後，面臨著由革命黨轉為執政黨的重大課題。由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條，以及中共長期革命鬥爭形成的階級鬥爭為綱的意識形態，中共很難一時轉換。它的繼續革命的慣性，讓它一路快速行駛到「文革」結束才逐步減緩。而直到改革開放的「鄧小平時代」，它才基本剎 車。經濟改革的一個伴隨產物，就是中共的革命性的逐漸淡化，以及經濟性的逐漸強化。至鄧小平南行講話以後，中共的革命性質已是強弩之末， 而其經濟性成為主導性質。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則完全剔除了中共作為革命黨的特質，為中共高官與國際大資本家的聯手、共同暴富，寫下了理論伏筆，也為20年來、憑藉權勢暴富的太子黨們變相地塗抹上了保護色。中、下層的中共官員，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領導，個個萬貫家財，富得滋滋冒油，他們怎能不去效仿呢？
這樣的演變，就使中共當今的角色顯得矛盾、尷尬。雖然它還在不遺餘力地宣傳革命意識形態，但時機已經不對，對中共黨員也沒有什麼實際的約束力和號召力。因為，經濟利益的驅動及穩固權力的考慮已經壓倒了一切。中共儘管在嘴上依稀還說著革命理想論的話語（特殊時期還會拚命地宣傳），它那支看得見的手（政治權力）已經和那支看不見的手（經濟利益）勾搭在一起，難分難解，也不想分、不想解。中共在整體上已完全變成一個注重實利的黨。
由於中共的專制性至今沒有改變，其經濟性既不能為意識形態所約束，也沒有一套制度上的設計來調控抑制（司法沒有獨立權的，「法治」擺脫不了「人治」的鐵腕，沒有新聞自由的「輿論監督」，由權勢掌控，更別說無結社、組黨自由的社會公眾力量制衡不起作用了）。所以，中共的系統化腐敗雖為其精英所警戒，卻也是回天無力了。
本來，一個執政黨有其經濟品格和務實作風，應該說是一種進步的表現，不能說是完全壞事一宗。但是，個人的私慾膨脹如果與專制權力糾結、而又缺乏有效的防範措施，那就會給吾國吾民帶來巨大的災難了。
中共的的經濟性質已經坐大，而且無可逆轉了。它的意識形態的失效和制度上的專權，必然、而且已經引發了整體的腐敗化，而且，其程度已深到危及中國社會的穩定，並且造成亂世之像。中共若想對國家民族民眾負責，若想為自己負責，則整體上迫切需要明智的決斷與勇敢的變革。
中共要根治自己的腐敗，只有兩條出路：一是自覺而大膽地推行民主政治，實行多黨競爭、三權分立、新聞自由，達到標、本兼治；二是強化中央權威，效仿朱元璋式的統治集團自我大清洗。這種嚴苛酷毒的自清也可達至很高程度的政治清明，重新贏回民心並穩固統治。但是，它的代價是，重創自身的統治架構，面臨逼反的危險。
走第二條路的前提是：最高統治者的有其絕對威權，以及效忠最高統治者的一批人是極有權力的「冷血殺手」。這兩個前提在今天看來有些玄虛。而且，今天最高統治者的威信和號召力，是不能跟朱元璋或毛澤東相比的。
比較而論，中共效法民主社會才是明智之舉。中共自己也反覆申明瞭這一點，只是由於害怕多黨競爭使自己喪失專權、並從而完全失去執政權，同時也害怕實施三權分立、放開報禁、踐諾公民自由權利會引發亂局，從而欲說還羞、欲做還愁。但是，最可怕的是，中共若不早下決斷，錯失良機，不只是羞，不只是愁，黨國將由腐敗而崩壞，人民將由哀怨而奮擊。那時，中共就將難逃其咎、而會在被告席上現醜了。
